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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化时代中国高等教育转型与体系优化研究

 来源: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发表时间:2023-04-27   阅读次数:4997   作者:陈先哲

    华南师范大学陈先哲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普及化时代中国高等教育转型与体系优化研究”(课题批准号:BIA210160)。课题组主要成员黄炳超、王俊、卢晓中、王志强、全守杰、文黎晖、黄彬。
    新时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不断快速发展,尤其是201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1.6%,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实现了从大众化迈入普及化的发展阶段。但随之所带来的高质量发展、本土化、教育公平性等问题制约着新时代的高等教育向高等教育新时代的转型。学术界从不同理论视角和现实问题对高等教育转型进行了解释,但对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转型的全貌认识还需进一步研究;学术界也对高等教育体系的不同方面进行了研究,但大多聚焦于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体系及其“金字塔”结构,对普及化高等教育体系的转型研究还较少,普及化时代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构的理论支撑也还不足。基于此,重新审思普及化时代的高等教育转型,研究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体系优化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内容
    本课题以高等教育转型作为一种理论中介,构建“高等教育发展阶段-高等教育转型-高等教育体系优化”的理论框架,理解和勾连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转型发展的实然状态和需要如何实现高等教育体系优化的应然行动,即普及化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如何转型及体系如何优化的问题。
    1.普及化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研究
    (1)中国高等教育空间的转型:中国高等教育在步入普及化时代的同时又面临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外部环境变迁,因此本部分主要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地理空间布局、校园内部物理空间的生产关系以及和师生在网络社会中的心理空间所面临的转型等内容;
    (2)中国高等教育时间的转型:中国高等教育在步入普及化时代的同时又面临着步入数字时代带来的以“时间加速”为主要特征的外部环境变迁,因此本部分主要研究中国高等教育需要的时间转型、高等教育生产的时间转型和和高等教育治理的时间转型等内容;
    (3)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式转型:中国高等教育在迅速步入普及化时代后必须对其自身发展方式的转型予以关注,因此本部分主要研究普及化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增长方式转型、经营方式转型和分配方式转型等内容。
    2.普及化时代中国高等教育转型背景下的高等教育体系优化研究
    (1)理论研究:尝试在中国高等教育内外转型的背景分析下对迈入普及化时代的高等教育体系调整和优化进行理论建构,主要是从生态秩序和心态秩序融合的理论逻辑切入;
    (2)比较研究:对典型国家迈入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体系调整情况进行国际比较研究,案例比较对象主要选择美国和日本;
    (3)应用研究:在理论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探索普及化时代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优化的路径,主要从高等教育分层分类和职普融通的视角推进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体系优化的框架搭建。
    (二)研究方法
    1.公共政策分析法
    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前后中国高等教育体系调整和优化的教育政策复杂又事关全局,并具有完整的“决策-形成-执行”政策回路,研究分别采用政策决策方法模型、政策形成机制模型和政策执行机制模型对整个政策回路进行系统分析。
    2.比较研究法
    通过对美国、日本在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后高等教育转型及体系构建的经验和问题进行案例研究,对国际通则与国情国策的比较分析,为我国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提供提供借鉴和参考。
    3.案例研究法
    一方面,以美国和日本的高等教育体系为案例,研究其高等教育体系构建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框架;另一方面,主要以广州、深圳的高等教育发展为例,研究大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体系的转型;尤其选取若干职业技术大学和应用型大学进行研究,主要分析“职普融通”的可能性与如何构建“层类交错”的高等教育体系。
    二、结论与对策
    (一)研究结论
    1.进入普及化时代后,我国高等教育面临规模继续扩张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并存的冲突,导致高等教育空间发生转型。
    在宏观层面,我国高等教育空间布局发生转型,向具有市场优势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东部沿海城市群高度集聚。主要是因为高等教育的空间生产模式从空间中事物的生产向空间本身的生产转变,社会生产也极大影响高等教育的空间生产,东部沿海城市群在雄厚经济基础上借力于国家战略的支持,不断加强高等教育发展的投入。
    在微观层面,我国高校内部空间发生转型,高校内部学习空间随着育人活动需要不断改造,表征着高校空间生产关系不断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型。原因在于后工业时代个性化和创新性人才的需求迫使教学空间生产方式发生转变,我国高等教育也在政策推动下对教学空间进行改造,教师的隐性空间权力正在不断消退,学生的隐性空间权力得到扩张,高校师生关系越来越向平等化转变。
    2.进入普及化时代后,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着数字时代来临的外部背景叠加,导致高等教育时间发生转型。
    高等教育的时间转型表现为高等教育需要、高等教育生产、高等教育治理的加速循环——人们生活步调加速都大幅提升了高等教育需要的规模、质量和频率,高等教育需要加速直接推动了高等教育生产加速,高等教育生产加速需要高等教育治理节奏的加速予以回应,这样又派生出更快的生活步调和高等教育需要。
    加速循环的形成令高等教育的变迁加快,有利于普及化时代中国高等教育整体竞争实力的迅速提升,但也使得高等教育质量供应和人们高等教育需要产生更多冲突,呼唤高等教育体系发生深层变革。对此,一方面,应在高等教育需要和生产环节形成“内外共鸣”,更加尊重高等教育内部的办学规律和学术共同体价值,减缓外部社会生活节奏加速和科技加速的裹挟;另一方面,应在高等教育治理环节取得“上下共鸣”,即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共鸣”。
    3.进入普及化时代后,我国高等教育内外变革动力增强,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型时机和条件都比较具备。
    从外部条件来看,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要求高等教育发生转型。经历了30多年的黄金期后,我国经济将要步入“新常态”时期,其发展方式和结构布局都要摆脱原有的路径依赖,寻找新的转型之路,这客观要求高等教育要通过发展方式转型来适应这种经济社会发展变化。
    从内部条件来看,人们对高等教育公平和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倒逼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型。目前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以规模扩张为主要特征的“超常规”发展方式即将成为过去,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要求高等教育必须以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为增长点,探索出更有稳健意义的“新常态”发展方式。
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应由外延式增长、粗放式经营、重点式分配的“超常态”发展方式向内涵式增长、集约式经营和均衡式分配的“新常态”发展方式转型。
    4.进入普及化时代后,为更好满足高等教育转型的各种需求,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优化的迫切性大大增强。
    一方面,从精英化向大众化更替的问题随着发展惯性带到大众化向普及化更替的阶段,阶段性问题的叠加使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加迫切。当前以分层为主要特征的金字塔体系实质上是精英时代体系的延伸,长期以来,高等教育体系并未为高等教育阶段从精英化向大众化乃致普及化的顺利更替做好充分的准备。
    另一方面,普及化时代对高等教育均衡和充分发展的需求更多更高,而在原有重点建设思维和行政统管资源配置的管理体制下,以“分层”为主要特征的金字塔体系较难实现均衡和充分发展,体系变革和优化非常迫切。重点建设思维和行政统管资源配置建设的目标在于优先发展重点高校以参与高等教育的全球竞争,这与普及化阶段均衡和充分的要求直接相悖。
    5.为呼应普及化时代中国高等教育转型的实际需求,应积极推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优化,本课题从“面-线-点”三个层次对此作出理论回应及现实观照。
    一是从“面”上关注高等教育体系的全局问题:提供一种从生态体系到心态体系的超越性理论视野,试图以此解释和指引此阶段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优化并探索一种本土化理论的建构。
    二是从“线”上关注高等教育体系的衔接问题,主要回应此阶段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构建和优化到底是按照普通高等教育、职业高等教育的分类型体系思路还是按照“分层+分类”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叉型体系思路。
    三是从“点”上关注高等教育体系优化的关键点问题,即应用型本科和职业教育本科到底是“异类”还是“同型”的问题,并进而探讨应用技术高等教育在本科层次到底是应该“汇合”还是“分流”的问题。立基于以上三个维度的分析基础上,试图对时代转型背景下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中国方案作出一些理论回应及实践思索。
    (二)
对策与建议
   
1.在体系优化设计理念层面,应以共荣秩序作为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体系优化的核心理念。
进入普及化时代后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优化要转向共荣秩序逻辑,实现高等教育体系内部与外部、本土与国际的共荣,具体而言:
    一是促进各层各类高校更充分更均衡发展,实现高等教育体系内部的共荣。即既要建基于普及化时代的发展性需求,又要兼顾大众化时代所建立的现实性基础,采取分步走的方式,使高等教育不同的元素和力量之间的交汇和融合而走向共荣。
    二是高等教育结构布局要注重与国民心态相融合,实现高等教育体系内外部的共荣。即基于“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利用儒家理性主义心态维持高等教育系统稳定,根据赶超、竞争的国民心态调动各类高校的竞争意识以推动高等教育整体发展。
    三是普及化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已经站在世界的舞台之上,应在全球性体系中彰显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特有价值,兼顾本土性和世界性的共荣。即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融入全球教育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实现共同发展和合作共赢。
    2.在体系优化设计框架层面,应建立“层类交错”的高等教育体系,推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灵活转换及共同高质量发展。
    首先,以“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进行横向分类,突出人才培养的类型。如“普通高等教育”可划分为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高等职业教育”可划分为高职高专、职业型大学、应用技术型大学等。
    其次,在“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二元分类下进行纵向分层,突出人才培养的层次。如“普通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高中-本科-硕士-博士”的层级体系,“高等职业教育”中建立“中职-高职-职教本科-专业硕士-专业博士”的层级体系,突出职业能力和素养。
    最后,在“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之间建立灵活转变的斜向沟通机制。两个体系之间可学分互认和学位认可,通过双向互认,构建“层类交错”的高等教育结构样态。
    3.在体系优化设计操作层面,应重点推进本科层次职业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助推高等教育体系呈“橄榄型”结构。
    “科教融合”“产教融合”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型方向,未来也呼唤更为大量的职业型、应用型本科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主体构成部分。
    一方面,推动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本科转型,初步培养应用型人才,以服务地方区域经济发展。在高校层面,正式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既可以使应用型本科高校直接转型为职业本科型大学,也可以将应用型高校的部分专业转型为职业型教育,通过职普融通构建职业教育体系。
    另一方面,在实际办学过程中,职业型、应用型本科要有合理的定位与规划。从短期目标来看,政府需要基于学校的前期基础,在政策上引导高校分类发展;从长期目标来看,二者“合流”是必然趋势,并将成为高等教育体系的主体构成部分,助推“橄榄型”高等教育体系形成。
    4.继续积极推动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型,对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体系优化提供有力支撑。
    为助推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体系优化,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型应向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集约式和均衡式发展迈进。具体包括:
    增长方式的转型:改变以往外延式增长的方式,从政策支撑和制度建设的角度,充分定位高等教育的分层和分类,合理调整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式和发展目标,加强高等教育的“软实力”,实现内涵式发展;
    经营方式的转型:改变粗放式经营的路径依赖,在高校教学、课程和教学方法等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着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实现集约式发展;
    分配方式的转型:改变以往重点式分配方式,推动地方高等学校多元化的转型并各安其位。在资源投入方面,政府需要将更多的资金投到相对处于较不利的地位的高职院校、西部高校中,充分发展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构建中的薄弱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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