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组织高级专业人才培养研究

　来源：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发表时间：2023-04-27   阅读次数：7847   作者：闫温乐

    上海师范大学闫温乐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国际组织高级专业人才培养研究” (课题批准号：BDA180032 )。课题组主要成员张华峰、郭婧、张民选、方乐、宋庆清、王中奎、张思思、李倩、施若蕾。
    一、内容与方法
    （一）主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国际组织、民族国家和公民社会组织则是全球治理结构中最重要的三个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如何培养国际组织高级专业人才，将有助于我国在全球化背景下掌握国际教育规则和提升话语权，有助于增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影响力，有助于我国教育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影响力、感召力和重塑力。尽管按照《联合国宪章》要求，国际公务员只能代表国际组织利益，但政府间国际组织是由各成员国政府创立的，成员国政府对于国际组织的决策和行动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作为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对于国际组织的运行同样发挥着重要影响。本课题聚焦于如何培养国际组织高级专业人才。首先对国际组织人才相关的概念进行辨析，并基于文献研究，对国际组织中的“人”如何发挥影响进行讨论，其次通过查找和梳理现任国际组织高级官员简历中的学习院校和教育背景，对其院校因素进行数据分析，选取美国、英国、瑞士、荷兰、日本等国家的 20 所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领域具有典型代表性的高校进行案例研究，对这些高校相关的课程建设、实践设计、实习见习等方面的理念与举措进行探索分析，梳理和提炼高校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和发展方面的先进经验。同时也对泰国、印度两个亚洲国家层面在培养国际组织人才方面的特色经验进行挖掘，并结合我国参与全球治理、培养国际组织人才的现状提出建议。
    （二）主要研究方法
    数据分析法：搜集到了 200 位来自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的、目前在重要国际组织担任高级专业职位的简历数据，建立小型人才数据库。对这些数据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双重分析，主要有：（1）数据特征分析，从毕业院校数据中提取出关于这些数据的特征式，这些特征式表达了该数据集的总体特征：（2）做数据偏差分析，对国际组织高级专业人才数据中出现的与参考量有差异的数据进行重点观测和分析，比如重点分析那些不具有世界知名高校教育背景的人员，如何进入国际组织担任高层职务等。
    访谈法：本研究从国际组织人事部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机构代表、国际组织现任和前任官员、希望去国际组织就职的年轻学者和学生等人群中选取样本，通过面谈、邮件访谈或电话访谈的形式，围绕与研究主题相关的问题，进行结构式访谈和半结构访谈。
    案例研究法：作为实践领域的事务，国际组织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具有其独特性和多变性。每个被筛选出来当作重点案例的高校在培养国际组织专业人才方面都可能有其值得挖掘的内容所在，因此，案例研究法可以更形象地对这些独特与价值给予展现。
    二、结论与对策
    （一）研究结论
    1.服务国家还是服务全球：国际组织人才相关议题的矛盾性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所有的国际组织都明确要求其员工忠于组织，而不是他们来自的国家。国际公务员被要求以成员国共同利益为导向，以完成全球共同的集体任务为目标，不能偏袒具体的国家或代表某个国家的立场，从而为国际公务员本身赢得成员国的信任。可以说，多边谈判能够进行的前提正是各国对国际组织的信任超过了各国之间的彼此信任。国际公务员必须站在“国际”的立场去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也正是这种“国际性”的属性，给国际公务员带来了可信度、公正性和中立性。同时也不利于从主权国家视角去公开研究国际公务员。
    的确，尽管每个国际组织都要求其员工忠于组织本身而不是各自的国家。但难以忽略的事实是，国际公务员除了中立性和国际性之外，又来自各个主权国家，天然携带了国家代表性的属性。在忠于国际组织的使命和目标的前提下，国际公务员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在能够兼顾国际组织和自己国家的利益时，国际公务员作出的决定将对本国利益的体现发挥重要影响。或许，正如另一些研究指出的那样，恰恰不是由于国际公务员是被动执行命令的人，才不去研究，而是学界看到了国际公务员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却又违背了国际公务员被赋予的“尊重全人类价值观、超越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代表国际组织的利益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的利益”等定义，才使得研究国际公务员的潜在影响力变得比较敏感。
    2.国际组织人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观事实上，关于什么是“国际组织人才”，在学界尚无统一的定义。就已有研究来看，国际公务员、国际组织工作人员、国际化人才，各种提法都屡见不鲜。放眼世界各国，仅有日本对国际组织人才有专门的表述，称之为“邦人”，瑞士联邦外交部在其外交政策中则明确提出：要增加国际组织中瑞士公民的任职数量，提高瑞士的代表性。但是也并没有出现“国际组织人才”的概念。有学者以美国高校国际关系相关专业研究生为例，发现其培养过程和就业指导都与国际组织紧密相关，大量人才进入国际组织实习或者工作，同时，美国建立有专门的国际组织信息中心，为公民进入国际组织工作提供协助。但无论是美国高校还是政府，也没有出现“国际组织人才”的概念。从已有研究来看，“国际组织人才”应该属于国际化人才的一种，主要是指能够进入国际组织工作的国际化人才。其具体的对象范畴大于“国际公务员”，包含了政府间组织的任职者和非政府组织的任职者，也包含了曾经任职者。国际组织人才之所以成为一种近十年来在中国国内逐渐兴起和发展的政策倡议和实践，主要动因在于中国在国际组织中代表性的偏低，可以说，国际组织人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概念，是中国随着国力发展而日益增长的参与全球治理、发挥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诉求之一。培养国际组织人才，被看作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之一，已经成为提高我国国际话语权和代表性的重要途径之一。
    3.各国高校培养国际组织人才的案例研究
    （1）美国高校：内嵌式的全球胜任力人才培养模式美国高校培养国际组织人才的路径与方法内嵌在其本身的人才培养模式中，也为国际组织培养和推送了一大批优秀的、具有全球胜任力的高质量人才。研究聚焦与其密切相关的美国国际事务学院及其相关专业，具体包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乔治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塔夫茨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以及哈佛大学等高校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发现，美国高校在课程设置、实习实践以及师资力量等方面具有一些独到之处。美国高校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模式主要可以总结为以下特征：一是基础核心课程、高级选修课程以及技能方法类课程的有机结合，培养国际化认知；二是良好的国际化校园氛围，锻炼国际化思维；三是具有多样背景的师资团队，助力人才国际化发展；四是丰富的国际组织实习实践，强化国际化行动力。这些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方法与路径，其本质是提升人才的专业能力、可迁移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塑造多样、公平及包容的价值观。在培养国际化认知方面，美国高校重视学生对全球问题和普世价值观的内化理解，要求他们能够利用多学科的工具和方法，多角度批判性地分析国际问题，形成国际化认知。美国多所高校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模式都在课程体系方面体现出完善的国际化程度，重视基础核心课程、高级选修课程以及技能方法类课程的有机结合。
    （2）英国高校：以立足全球真实问题的融合课程培养复合人才英国高校普遍重视加强学生立足全球真实问题培养问题解决能力。例如牛津大学国际发展研究硕士为国际发展从业者提供在该领域最前沿运作所需的理论、政策和技能的基础，其研究生项目还结合了严格的课程和专业培训，为学生提供了改变世界所需的知识和观点。在课程项目中，学生们获得了关于世界各地和当代重要问题的专业知识--从战争到资源消耗水平的上升，到全球经济的扩张和日益严重的环境挑战。牛津大学发展研究硕士和苏塞克斯大学发展专业的课程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叠加，而是多门课程的融合，在发展这个大背景下，发展影响全世界发展的理论、分析和实践，造福于处境不利的人和国家，并支持参与这一努力的国际网络和地方机构。除此之外，牛津大学国际发展系还以全球化的角度提倡尊重多样性，成为有效的国际沟通者。这对国际发展专业人才的培养极具借鉴意义。
    英国高校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经由发现问题、提出方案到解决问题这一实践过程，不少高校主动为学生搭建解决全球问题的平台。以 LSC 为例，由于英国高校普遍关注校园和社区的食物浪费问题， LSC 特设“食物循环项目”，让学生通过与英国当地一家全国性的慈善机构合作，将剩余食物与厨房空间相结合，不仅适当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同时也达到了帮扶社区的目的。剑桥大学则沿袭“全球视野框架”，为世界各地学生举办“全球视野周”活动。阿根廷学生就发现当地社会存在严重的食物浪费问题，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学生会自主了解当地人对该问题的看法与实际行动间的差异，从而提高人们对食物浪费问题的认识。
    （3）瑞士高校：政府整体性治理下的院校机能充分发挥瑞士高校在政府的整体性治理协调下，充分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研究选取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方面具有典型性的瑞士三所高校——日内瓦大学、日内瓦国际关系与发展高等学院、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首先，三所高校都注重共同目标的强化与塑造，在价值协同下开展国际组织人才培养。 在提高瑞士国际影响力的共同目标下，瑞士政府协调其高校培养国际组织人才。如日内瓦大学通过所提供课程的国际化和不断发展与日内瓦的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密切关系，以及在世界舞台上通过与其他机构和大学发展伙伴关系和交流，实施其国际战略。学术流动和国际关系与伙伴关系部门积极促进日内瓦大学国际战略的实施，特别是通过在国际上宣传大学，提高其作为全球卓越教学和研究中心的形象。其次，这三所高校充分利用其地理资源、课程资源以及机构资源等资源推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工作。 最后，瑞士高校充分利用其优势，动员校内、校外的各种资源，开发与国
际组织人才培养相关的课程，如国际法课程、国际事务等课程，为培养国际组织人才打下坚实的专业知识基础。除了地理资源利用、课程资源开发外，瑞士高校还整合其资源成立了多个机构中心，通过机构中心来培养国际组织人才。 
    （4）日本高校：举国体制下的国际组织人才定制培养高校作为日本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日本政府主要在各国公立大学、私立大学以及高等专门学校开发国际公务员培养课程或研修项目，并依托与国际组织的合作，积极派遣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任职，此外，各高校也会不定期举行国际公务员申请讲座，依托外务省国际组织人事中心和新闻媒体及时发布国际组织职位空缺信息、职位要求明细和选拔流程，为立志前往国际组织工作的高校毕业生或社会人士提供全面而系统的培训和信息支持。目前，开设国际公务员课程的大学包括广岛大学、上智大学、神户大学、早稻田大学、长崎大学、国际基督教大学以及东京大学在内的数十所日本顶尖高校。例如：上智大学“国际合作人才培养中心”开发了“国际公务员培养课程”、“国际公务员培训英语课程”以及“曼谷国际组织从业人员培训班”，该课程针对将来要成为国际公务员的学生和在职人士，内容包括从事国际公务员工作所需的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的基本知识，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公务员人事制度，求职信和简历写作，能力面试和准备 YPP 和 JPO 考试；神户大学国际公务员培养项目的合作网络与 16 个地区与国际组织建立了伙伴关系，定期派遣数十名学生前往签约组织进行 3-6 个月的实习。
    （5）荷兰高校：面向国际法律组织的全球法律人才培养荷兰高校为以北约（NATO）、联合国（UN）、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常设仲裁法院（PCA）、国际法学家委员会（ICJ）、伊朗-美国索赔法庭（IUSCT）、海牙国际私法会议（HCCH）等为代表的国际组织输送了44位高级官员，通过分析其履历发现这些国际组织官员的教育背景中，专业主要是法学、经济学、工商管理、发展研究、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等社会科学领域。进一步对这些官员的专业背景进行聚类分析发现，学习法学（包括国际与欧盟法、国际法、荷兰法、国际与欧洲税法等）专业的高级官员有20人（44%），就读学校主要集中在莱顿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分析两所案例高校法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经验。第一，在认知纬度方面，荷兰案例高校法学专业注重培养学生的全球化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知识储备。第二，在技能维度方面，荷兰高校法学专业强调提升学生跨文化沟通和合作技能。荷兰法学院学生应该具备的技能的内涵，除了特有的诉讼技能之外，其他基本包括了职业能力所需的全部技能，但法学专业对技能的定义和分类更加细致，指向性和操作性更强。 具体有：分析和研究技能、问题解决技能、沟通技能、调查技能等。第三，在行为维度方面，荷兰高校法学专业注重培养学生的全球问题解决能力。对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成为当今法学教育的重点，而荷兰法学院在这一方面的人才培养更具创新性和典型性。
    （6）泰国：地缘优势与国际组织入驻对国际组织人才成长的良性影响二战后,泰国为了加快国际化的进程，充分利用地缘优势，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合作，积极参与各种国际机构的活动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泰国地处中南半岛的中部，是进入东南亚和湄公河次区域的门户，另外独特的文化传统、熟练的劳工、稳定的基础设施和保障。而且泰国的旅游业和贸易很发达。曼谷市早为东南亚地区的航空、公路、铁路、水路的重要交通枢纽，国际化程度极高。在东南亚地区的地位很突出，这些都是吸引国际组织落户和开展合作的重要地理因素。此外，举办国际组织会议也成为泰国培养和选送国际组织人才的一大优势。一直以来泰国政府都与其保持着紧密的合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亚太局设在泰国曼谷，每年会在曼谷兴办相关领域的主题峰会或其他大型国际会议。泰国政府在教育改革中充分利用国际组织这种天时和地利，积极利用多方国际资源培养本国国际化人才。一是接受外国援助，分为专家援助、义务工作者、奖学金、设备、助学金和其他项目，二是接受国外教育发展贷款，如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加拿大国际发展机构和美国国际发展机构等；三是举办国际学术会议。通过国际间的交流，使泰国的教育获得了来自其他国家的教育贷款，从而减缓了泰国政府的资金压力；国际会议的召开也使泰国能够及时发现自身的问题，及时调整经济、社会发展的计划。可以说“双边的和多边的教育组织合作对泰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7）印度：国际组织外交下的抱团文化与个人奋斗的多管齐下在参与国际组织方面，印度的表现引人注目。印度执政者强调国内发展，并以乐观对待外部世界为特征的“辛格主义”指导下，印度的全方位外交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加强，国际组织外交也非常活跃，呈现立体式发展的局面。国际组织外交是印度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具有优势、富有特色。首先，印度具有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传统和经验。印度是许多国际组织的缔约国和成员国，在发展中国家中参与国际组织最为活跃。印度虽不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曾6次担任非常任理事国，仅次于日本和巴西（各7）。印度是最早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国家之一，目前派遣的联合国维和人员数量居世界第三位。印度在不结盟运动中积累了很多领导经验。在全球性和跨地区的国际组织方面，印度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会谈上大胆表达，积极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利益。在八国集团、20 国集团、“金砖四国”、发展中 15 国等多边机制中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在地区性或次区域合作组织方面，印度积极推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和“孟加拉湾多部门技术经济合作计划”（BIMSTEC）的进程，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国，积极参与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国际组织的活动。 1从高校来看，印度理工学院和印度高等教育的国际合作带给印度的不仅是几所世界水平的大学，更重要的是这些大学在国际合作中建立了与发达国家广泛、 深厚、密切的人际关系网络和相互认同的情感。而正是后者使得印度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全民英语也是助力印度人到国际组织就职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印度人只要接受教育就要学习英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能够熟练掌握英语, 从小就养成了英语思维方式。更容易融入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文化。
    （二）对策与建议
    首先，从国际组织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上，我国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应该以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目标，培养一批“兼备国际视野与中国情怀，通晓国际规则，拥有出色的外语及专业技能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
复合型人才”，在能胜任国际组织的工作的同时，服务于国家人才战略需求。
    其次，从具体面向的国际组织来看，现有的几大政府间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货币基金组织都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长期接受美国意志浸染，在人才选拔和人才晋升机制方面，都有着固有的、难以打破的西方霸权主义色彩。而我国在不放弃进入这些国际组织、发挥国家影响力的同时，基于中国特色的多边主义视角，可以面向区域性尤其是我国主导建立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培养人才，比如上合组织、亚投行等，甚至包括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跨国投资管理人才、知识联盟领导人才等。
    第三，从培养的国际组织人才分类来看，高校层面培养的大学生面向的还仅仅是初级职位和一般职位，我国需要增加担任国际组织高层职位的高级专业人才数量。尽管国际组织的高层职位人选都难免会掺杂一定的政治、经济因素，但如果“人才培养”工作做好，我们就能实现当国际组织重要职位有空缺的时候“有人可试”，能够尽快推荐出具有强竞争力的候选人。此外，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来看，国际组织高级专业人才培养，对于改革和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推动高校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升我国国际化人才培养水平，都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
    第四，从国际组织高级专业人才培养的重心来看，与一般性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大议题不同。既应该是有着清晰培养目标和具体执行者的、“量身定做”式的培养，又应该是目光长远的、整合资源的、各主体协同配合的体系式培养。这两者并不冲突。例如日本对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政府主导、举国体制”，瑞士对国际组织培养的“政府、高校、社会参与者均衡网络”。
    第五，培养途径上可主要依托高校和研究机构。以一一对应国际组织的形式对国内大学生进行有目标、有针对性的、符合国际组织基层职位、即一般性职位需求的人才培养。每个国际组织都有一个量身定做的人才项目。比如要培养进入世界银行的人才，可以依托高校，例如，可以从经济学、国际法、行政管理等相关专业中选拔一批外语水平高、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对其进行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相关知识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