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提升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能力及策略研究

　来源：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发表时间：2023-03-31   阅读次数：6551   作者：王定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王定华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大课题“新时代提升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能力及策略研究”（课题批准号：VDA200004），课题组主要成员：贾文键、秦惠民、谢韬、巫锐、张笑一、苑大勇、覃云云、王丹、刘翔璐。
    一、内容与方法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已进入互联互通新时代，各国利益休戚相关、命运紧密相连。然而，逆全球化噪音亦不绝于耳，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深刻改变世界格局。为应对全球教育的共同挑战，世界各国应携手合作，共同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拓展项目合作、达成规则共识。不过，由于各国文化传统、社会发展差异较大，地区动荡、冲突骤增，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遭遇诸多挑战，探求新时代全球教育治理方略成为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
    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能力和策略研究尚存在较大空间。为在这一问题上有所突破，本课题研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价值导向，综合运用案例法、访谈法、问卷法、计量法等研究方法，结合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知识，系统研究了中国高校及有关方面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理论基础、关键制度、核心能力、实施方略。在研究过程中，首先关注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所涉及的政治学与经济学宏观议题，包括国家对外交往、政府间互动、国际发展合作等，并聚焦教育领域中的社会文化观察，包括新生代人才的成长发展过程、职业社会身份的形成与冲突、机构国际合作实践中的符号互动、校园场域中的文化交流张力、新冠疫情时期的教育实践等问题。其次，注重理解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层次性，包括基于国家利益参与的全球教育治理、基于全球共同性问题参与的全球教育治理、基于国际多元博弈背景参与的全球教育治理，针对不同层次内容，采取不同思路和策略。最后，提炼出全球教育治理方略的三个主要内容维度：包括全球预备人才培养（cultivation）、教育机构国际合作（cooperation）和中外文化互动（interaction）。这三个维度贯穿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储备、实践、反馈三个阶段，共同构建提升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能力的动力模型，廓清世界主义范式下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精细化框架。
    二、结论与对策
    （一）界定全球教育治理概念
    本课题对“全球教育治理”做如下界定：全球教育治理是指在国际体系中以主权国家为核心、国际组织为主导，高等学校、非政府组织等为主体，依照协调性、包容性、人文性、适切性、前瞻性、持续性原则，设立并运行制度规则或管理机制，凝聚共识、发布宣言、启动项目、形成合力，应对重大跨国性教育挑战，支持各国教育改革发展，实现教育治理水平提升的过程。
    全球教育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而言，可以从地域、时间、结果三个维度，对全球教育治理的概念范畴进行分析。就地域维度而言，不管是全球范围内的教育行动，或是三个以上不同区域国家的教育行动，只要有明确目标、共同愿景、具体措施，便属于全球教育治理范畴。就时间维度而言，一般的教育活动在三个以上不同区域的国家产生影响，均会经历一个渐进过程，因此全球教育治理一般是多项活动经过一段时间产生的累加效应。就结果维度而言，在三个以上不同区域国家教育领域产生一定影响、带来一定改进的活动或项目，也可纳入全球教育治理的范畴。此外，从国家教育发展角度而言，主权国家都希望通过全球教育治理，在多国或全球范围内配置教育资源，得到其他国家、国际组织、相关方面的理解与配合，从而实现本国教育发展目标。
    （二）总体构建全球教育治理方略
    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后，我国在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方面加快了步伐，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放眼望去，世纪疫情强烈冲击，局部战争影响广泛，西方国家极限施压，我国大学参与全球教育治理遭遇挑战，教育国际化战略规划有待健全升级，教育国际交流合作亟待走深走实，教育国际化保障体系有待提质完善，高校国际化建设步伐有待积极主动。我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中供职的人数比例不足、人数少、职位偏低，所能发挥的国际影响力与大国地位还不相称。对全球教育规则制定的参与度不足，对教育国际合作理念的实践有待加强。对国际组织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对区域国别问题的关注还不到位。针对这些问题，大学及相关方面应有所作为，采取切实措施，努力提升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能力与水平。具体而言，包括明确国际化人才核心素养、优化国际化人才培养维度、做好国际组织人才推送、引进国外优质高教资源、探索大学适度海外办学、讲好中国和平发展故事、组织区域国别问题研究、参与全球教育规则制定、提供国际教育必要援助、推动中外教育人文交流。伴随着教育事业繁荣、综合国力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中国在实施全球教育治理方略、担负大国责任方面必将彰显更大决心、更强意志。
    （三）从不同维度论证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能力的提升策略
    第一，明确国际化人才核心素养。参与全球治理，需要一批又一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国际化人才培养事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事关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笔者实地调研了解到，联合国系统对其职员的要求可概括为一、三、八、六。“一”即必须要具备卓越的综合素养。“三”即三项核心价值：诚信正直、专业精神、尊重多样性。“八”即八项核心素养：沟通能力、团队合作精神、规划组织能力、责任心、创新精神、用户导向意识、持续学习、技术意识。“六”即六项管理品质：领导力、战略视野、赋权增能、建立信任、绩效管理、决策能力。参考联合国上述要求，我国大学应当根据国情，以更加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厘清国际化人才核心素养，为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有力人才支撑。具体包括，深厚的家国情怀、宽阔的全球视野、过硬的专业本领、高超的外语水平、胜任的治理能力、先进的信息技术、勇敢的创新素养、坚强的身心品质
    第二，优化国际化人才培养维度。全球教育治理面临的环境复杂，涉及的国家众多，影响的领域广阔。大学及相关方面在培养全球教育治理人才时，应当具备战略思维，提高育人水平，体现外、特、精、通，进而打好底色，擦亮特色，永葆本色，提升成色。“外”强调的是外语底色。大学应建设成为全球教育治理人才摇篮、国际教育交流桥梁、国际竞争合作舞台、扩大对外开放窗口。将外语作为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中之重。英语开道，复语跟进，大语做强，中语做优，小语做好，分类卓越。加强英语法语专业建设，创新其他语种教学模式。开展外语教学、外语研究、外语翻译、外语出版，建设多语种、多门类、多层次的外国语言文化学科群。通过外语教育有效高效培养，造就大批国家亟需的精通外语的复合型、复语型、高素质涉外人才。“特”强调的是学科特色。特色就是个性，就是竞争力。大学的学科设置应当有特色，有特色才会上档次。要总结学科建设成就，汲取经验教训；分析国外教学理念，善于学习借鉴。有条件的大学可设置国际关系专业、国际组织专业，开设区域国别学学科；可扩展办学渠道，邀请具备丰富全球教育治理经验的专业人士、各界校友担任专兼职教师，凝聚特色资源，走出一条特色办学之路。“精”强调的是质量本色。提倡精品意识，实施精品战略，追求精益求精。弘扬质量立校理念，创办国家一流课程，形成适度招生规模，实现精锐教师、精品教材、精湛教法，力求人人成人成才，体现人无我有、人有我精。倘若没有精品，大学就会缺乏个性，就很难卓越，从而失去长远竞争力。“通”强调的是通识成色。加强通识，扩阔人文，兼容并蓄，博学笃行。通过实施高水平通识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情感、积极的态度、正确的价值观、缜密的思维品质。推进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融合，同向发力，相得益彰。把社会科学经典篇目纳入教学，将自然科学常识予以普及，将中文能力、外语能力、思辨能力加以统筹，增强学生的思想品德、人文品质、身心素质、跨文化沟通能力及其他必备素养。
    第三，做好国际组织人才推送。向国际组织推送人才，对于更好开展国际教育合作交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全球教育治理、争取有利外部环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笔者认为，大学培养国际组织人才以及其他各类全球化治理人才，应当多措并举，逐渐制度化、体系化。一是夯实与国际组织联系合作基础。二是加强人才推送工作整体谋划。三是做好后备人才培养储备。四是做好人才推送服务工作。国际组织人才培育、推送工作任重道远。大学应与相关方面一道，明确规划，统筹兼顾，形成合力。要认识到国际组织人才培育推送是提升综合国力的一项举措，是一项百年树人的工作，因而必须着眼长远，未雨绸缪，探索设立国际组织人员、实习人员的“旋转门”“蓄水池”，并对国际组织中的重要职位，提前谋划，有针对性地墩苗培育，有计划地安排接替人员。
    第四，引进国外优质高教资源。中外合作办学通常由国内大学中具有一定竞争优势或特色的学科发动，通过吸引或联合相关学科领域优质资源，建设符合中外双方利益的人才培养项目，继而搭建起国际化合作平台，并以此对母体大学的整体规划、发展定位、内涵提升产生积极推动作用。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伴随教育对外开放应运而生，已经成为我国教育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相关大学适应新时代外部环境，全面提升国际交流合作水平，提高中外合作办学质量。我国大学应充分发挥中外合作办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特殊作用，让合作项目更加务实有效、质量合格，为国家教育对外开放和教育改革发展付诸新作为，做出新业绩。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应不断提高质量，避免成为低水平的代名词；应努力办出特色，不搞同质化办学；应不断创新实践，不走固步自封老路子。伴随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教育国际化深入发展，中外合作办学承担的历史使命更加丰富，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中外合作办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中的特殊作用，更加务实有效、保障质量，为国家教育对外开放和教育改革与发展付诸新作为，做出新业绩。
    第五，探索大学适度海外办学。随着我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大学已具备了一定条件，应当明确方位，确立定位，依法依规，探索适度海外办学。应明确方位，制定和实施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规划；应确立定位，组织和开展大学治理与教育教学活动；应依法依规，熟悉和善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规则。值得指出的是，作为海外办学的一种特殊形式，孔子学院是中外合作建立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个别国家的某些政客不愿正视孔子学院为促进中文教学、文化交流、民心相通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反而唆使相关方面，纠集一些势力，对举办孔子学院的中国高校予以抹黑，对承办孔子学院的本国高校施压，致使孔子学院发展空间严重受限。向未来，大学应通过教育合作，促进国家之间的民心相通，充分总结海外办学过程中的成功经验，让中国教育走出国门，提高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度。就孔子学院而言，大学及相关方面应当以更开放的姿态精诚合作，以更灵活的形式广泛交流，以更有效的方法实施教学；选派精干人员，担任中方院长、中文教师。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继往开来，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厚植根脉，赢得认可，稳步发展，不断提升各国青年的中文素养，让他们了解一个立体真实的中国。
    第六，讲好中国和平发展故事。大学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的独特作用，不仅以开放的思想积极寻求理解他人的文化传统和期望，并利用这种知识性优势进行有效的互通、沟通，从而更有效地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讲好中国故事，大学就要发挥优势向国际社会阐释“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中国关于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张。讲好中国故事，大学就要发挥优势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故事。讲好中国教育故事，就需要事先熟知“一带一路”国家高等教育合作的一些重要遵循。讲好中国故事，大学就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新冠疫情爆发后，在这样一个历史和现实交汇的统一时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显得尤为紧迫、突出和实在。人是传播关系的总和，作为跨文化的传播者，他者是主体构建自我意义的必备要素，他者讲述的中国故事更易于被理解和接受。所以，要发挥来华留学生讲中国故事的优势，引导他们成为中国故事的优秀讲述者。
    第七，组织区域国别问题研究。大学应当开展全球教育治理理论和实践研究，为政府制定有关国家战略与政策提供智力支撑，并由此影响带动全国范围内参与全球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好国际教育、比较教育、区域国别学的研究，与对象国有关机构、国际组织、资深人士开展合作交流，运用科学方法和现代手段来调研情况、收集数据、制作模型、创建指数，开展、质性的、量化的、混合的研究。大学应孕育一批全球教育治理智库，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咨询报告。要开设好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培养战略所需人才，授予其经济学、法学、文学或历史学学位，服务于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进程中的迫切需要。2012年，教育部在28所大学和研究机构设立了42个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至2022年，许多基地已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外交人才和其他专门人才。2022年，北京外国语大学牵头发起组建了由181个国家相关学者参加的全球区域国别学共同体。这些举措，都是为了积聚广泛力量，推动区域国别学建设，培养人才，繁荣学术，推动全球治理及全球教育治理健康发展。
    第八，参与全球教育规则制定。为了顺应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发展对人员跨国流动的需求，我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亚太地区有关国家密切合作，率先签署《亚太地区承认高等教育资历公约》，并着力推动其生效实施。与此同时，我国还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世界范围学历互认机制，不仅承办了全球公约可行性研究专家咨询会议，还派遣专家参与《全球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公约》的起草和制定，推动多边学历学位互认联通。我国依托有关大学或机构，先后设立了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国际高等教育创新中心、国际工程教育中心、学校网络国际中心、教师教育中心等5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二类机构。这些机构在设定相应领域教育规则上，发挥着关键作用。大学应配合各级政府部门、各类研究机构，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世界经合组织、20国集团、金砖国家加强联系，参与全球教育标准制定，不断拓展和深化教育合作交流。应当顺应我国整体教育实力的增强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态势，在国际组织中及国际规则制定过程中，从被动的观察员、学习者角色，转向主动的参与者、制定者角色，积极参与双边、多边和全球性、区域性教育合作，同时承办更多国际教育会议，主动参与全球教育治理。
    第九，提供国际教育必要援助。中国的直接对外教育援助应“硬援助”与“软援助”相结合。中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学校建设提供了多种形式的物质援助，还输出了中国方案、中国经验，进行智力支持。大学应当为我国政府对外教育援助提供咨询，出谋划策，担当有为，发挥作用。在此过程中，我国大学应当以专业化视角，灵活地深入受援国的基层社会，回应受援国关切，用受援国政府部门、普通民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协助完成援助项目、达成援助目标。在物质援助方面，应当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大学应当争取政府部门委托，到受援国开展需求调研，摸清相关硬件建设的必要性、可行性，有针对性地援建学校、提供教学设备、安装教育设施。指导相关中外人员将中国在南亚、非洲等地援建中小学校项目落实下去。大学还应执行好我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设立的“长城奖学金”，协助落实“文晖奖”的选拔与颁奖。在技术援助方面，应当发挥专长，合理进行。大学应当争取政府部门委托，认真组织开展受援国来华教师、教育官员的培训，分享经验，参观案例，让他们学以致用。
    第十，推动中外教育人文交流。至2022年，我国已建立中欧、中美、中英、中俄等九大中外人文交流机制。教育部积极承办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会议，各领域签署协议133项，有力服务了外交大局。这些中外人文交流机制的秘书处基本上都设置在大学。进入“十四五”，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外人文交流发展受到较大阻滞，不过线上线下的交流互动，仍保持着全球范围内的人文交流，为我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奠定了民意和社会基础。大学应主动参与举办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中国—欧盟国家教育部长会议、中国—东盟国家教育政策对话等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系列活动，坚持以我为主，紧紧把握当代中国的客观实际和时代特征，不断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朋友圈”，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应瞭望和分析国际国内新形势，预测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变革，力图让中外人文交流做到长流水、不断线、有进展。应坚定不移、与时俱进地开展出国留学教育。新一代的中国留学生更能自信地平视世界，不卑不亢，虚心求教，踊跃分享。各大学应当依据全球治理态势、我国发展战略、本校“双一流”建设规划，做好出国人员选派，把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国家留学方针落到实处。应积极主动、一视同仁地开展来华留学教育。要认识到，近年来来华留学在推进制度建设、实施质量保障、严格入学标准、规范培养管理、加强来华留学毕业生工作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下一步，大学必须克服疫情影响等实际困难，积极对外开展招生宣传，吸纳各国优秀青年来华学习，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探索将来华留学生纳入整个学生群体的实践路径，逐步实现来华留学生学习上、生活上、治理上与中国学生趋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