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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21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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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

 来源: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发表时间:2016-05-31   阅读次数:2351   作者:张亚群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张亚群教授主持完成了《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BAA100015)。课题组主要成员刘海峰、虞宁宁、曾华、李力、斯日古楞、党亭军、邓岳敏、肖玮萍、刘毳。
    一、内容与方法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为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包括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与实践及其对创新人才培养的作用和影响。运用高等教育学基本理论和中国高等教育史知识,设计研究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围绕研究主题,对相关问题做系统考察和深入分析。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五个部分:首先,从理论与历史的视角,辨析和考察通识教育的内涵、起源,中西古代大学教育的性质、通识教育传统的形态与地位的变迁。其次,从近代中国大学制度变革入手,探究中国近代大学办学宗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变迁的动因、过程,论述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模式的特征及影响。第三,选择典型案例,论析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教育家群体的通识教育理念内涵,并做比较研究,辨析异同;选择民国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西北联大、西南联大、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大夏大学、辅仁大学等10所国立、私立大学及教会大学为案例,论析三种类型大学通识教育教育实践特色,总结近代大学通识教育在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成效。第四,考察中国近代学术大师成长之路,分析教育环境和通识教育对这类人才成长的作用,归纳中国近代大学育人一般规律。最后,全面总结和客观评价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的实践经验、历史地位及借鉴意义,探讨其对当代大学培养创新人才的启示。
    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运用高等教育学基本理论,从理念、制度及实践层面系统探析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的性质、特点与作用;二是全面总结通识教育的历史经验,为当代创新人才培养提供有益启示。
在研究方法上,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文献分析、统计分析、个案研究、逻辑分析等方法,深入发掘原始史料,注重系统性、理论性、实证性和综合性研究。遵循科学研究规范,论从史出。正确运用高等教育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深入认识中国近代通识教育发展规律及其对创新人才培养的重大影响。具体研究方法包括:(1)文献研究法。以第一手史料为基础,进行历史分析。充分利用已出版的大量近代教育家文集、校史、笔记、回忆录、人物传记等文献资料及当今相关研究成果。(2)比较研究。从比较的视角,分析中西古代大学通识教育的内容、形态、演化轨迹及影响,为主题研究作铺垫。对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通识教育理念来源、内涵以及国立、私立大学、教会大学三类大学的通识教育实践作比较研究,分析各自特点。(3)个案研究。选择中国近代6位著名大学校长、教育家以及10多所不同类型大学作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论析各自办学理念、举措及成效。(4)多学科综合研究。综合运用教育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理论与方法,拓宽研究思路和学术视野。
    二、结论与对策
    本项研究得出如下一些结论:
   (1)中国古代大学和近代大学具有注重通识教育优良传统。近代以来,在西方大学教育思想和儒学教育理念影响下,中国大学在变革和发展中形成两种通识教育传统:一是以儒学为核心理念,兼容诸子学说、佛教文化的古代大学教育传统,包括经学教育和书院教育的传统;二是以西方大学制度为组织模式,融合中西教育理念,涵盖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三大知识领域的近代大学通识教育传统。两者既有性质、内涵的差异,又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后者赋予传统大学之道新的意涵。
   (2)清末高等教育变革,既承袭儒学通识教育的传统,又引进西方大学制度和课程,初步建立起以经学为主导,传统文史和西方近代普通教育为基础的通识课程体系。受封建政治影响,清末大学通识教育的目标与课程存在历史局限性。
   (3)中国近代留学教育推动了大学制度变革和通才模式发展;一批学贯中西的教育家,在更新教育观念、探索通识教育模式方面发挥了引导作用,促进了大学宗旨、课程结构、培养模式及师资队伍的变革与发展。
   (4)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变革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清末大学章程的拟定,到民国初年《大学令》的颁布以及北京大学的变革,初步确立了通识教育宗旨及通才培养模式。第二阶段,从二十年代“新学制”的实施及“国学”教育的兴起,到三十年代中期“学院制”的推广,更多的大学校长和教育家投身通识教育实践,促进了培养模式的变革。这一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大学课程标准的编制工作。第三阶段,自抗日战争时期至1949年,教育部确立以大学各学院“共同科目表”为基础,由基本课程到专门课程,通专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1938年以后,通识教育理念已经开始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管理等方面,最终建立美国式通才教育模式。同时,一些著名学者和校长、教育家反思移植西方大学之得失,阐释、弘扬中国传统大学通识教育的意蕴,探索书院教育新模式。
   (5)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教育家是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教育家群体,其所秉持的通识教育理念的内涵,既有共性特征,也有个性差异。
    这一教育家群体包括马相伯、蔡元培、郭秉文、林文庆、陈垣、梅贻琦、胡适、潘光旦、吴宓、竺可桢等名家,他们在西方大学理念和儒学文化传统的影响下,一些著名学者、校长和教育家,在教育理论探索和办学实践中,针对人才培养问题,阐明自己的教育理念和办学主张,赋予通识教育新的意涵。作为一个特定的知识群体,这些教育家的通识教育理念主要来源于三方面:西方文化教育、儒学教育传统以及教育家相互影响。这是其共性特征。所不同的是,他们接受中西文化教育的路径和职业生涯存在差异。这些教育家拥有丰富的教育思想内涵和办学经验,在大学教育性质、培养目标、培养模式、教育内容、师资建设、教育管理和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有着诸多共同认识。就通识教育理念而言,虽然只有少数教育家如郭秉文、梅贻琦、潘光旦等人作过明确界定和直接阐释,但其他著名校长在阐述自己的教育理念和办学实践中,也论及通识教育的性质、目的、内容、路径和保障等相关问题。其基本观点大多一致或相近,只是具体表述和侧重点略有差异。这些学人虽然学科背景、办学举措不尽相同,但都重视通识教育的作用。
    (6)民国时期国立、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在办学理念和通识教育实践上具有鲜明特色。以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大夏大学等10多所大学为例,这些大学办学的共性特征在于,以培养通才为目标,吸收西方大学教育的优点,继承传统教育的精华,以育人为本,融合中西文化;但在具体的办学举措上,各校存在某些差异。
    (7)中国近代大学的通识教育实践,促进了创新人才的培养。其办学实践大致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以培养“通才”为目标,倡导学术自由,注重人格教育,培养学生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意识;二是构建通专结合的课程体系,重视基础学科和选修课教学,提倡文理兼修,推行选科制和学分制,扩大教学选择性,发挥人文、自然和社会科学课程的育人作用;三是广延名师,注重文理基础学科建设,开拓教学资源,为通识课程教学、人才培养提供保障;四是实行民主管理,教授治校,为人才培养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五是重视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广泛开展课外学术讲座、文化社团、体育等活动,营造优良、宽松的教育环境。这些举措既陶冶了学生的心灵,提升人格境界,领悟大学精神,也拓展了知识、能力和文化视野,提高学术研究能力,从而促进了创新人才的培养。
    (8)中国近代学术大师成长之路显示,适宜的教育环境和通才培养模式更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变革中,涌现出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师级人才。名家数量之多,文化贡献之大,至今仍令人感叹不已。这些学术大师的成长路径,虽有个体、学科的差异,但仍具共性特征,如:家学熏陶,养成国学根基;勤奋好学,持之以恒;求学海外,会通中西文化。学术大师的成长,除了学人自身努力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适宜的教育环境和通才培养模式。清末民初,大学教育转型为新式人才培养提供了历史际遇,大学通才培养模式奠定了人才成长的教育基础。第一,清末民初教育转型,使20世纪初期一代学人在“旧学”与“新学”的演进转换中,既积累了传统学问,又获得新的人生感悟与文化知识。第二,尽管近代中国教育开放是被动的,但客观上为学人打开了新的学术天地,为近代学人提供了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机遇,促进了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第三,近代大学通才教育环境,拓展了学人的学术视野和知识结构,奠定了人才成长的教育基础。
   (9)通识教育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的、非功利的教育,它注重人文关怀,不仅是知识传授,更是人格养成与共同核心价值观的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全面发展和完整的人,而专业教育则指向人的职业、技能培训,培养成高级专门人才。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崇尚通才教育模式,注重通识教育,在办学实践中取得广泛的育人成效,对于当今大学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为了促进创新人才培养,全面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其一,确立育人为先、“通识为本” 教育理念和办学目标。
    中国传统大学教育理念,以育人为根本,主张先“成人”,后“成才”,其最高境界为“大成”。梅贻琦等近代教育家继承并发展这一教育理念,提出:“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所谓“通才”,并不是什么都懂的“百科全书”式人才,而是指具有“通识”素养,在某类学科具有多种专长的人才。这样的人才是现代社会发展所迫切需要的。
    当今中国大学呈现“巨型化”的发展特征,办学规模日趋扩大。在“行政化”、“市场化”导向的影响下,大学育人功能实际上被削弱,处于从属地位。大学生则片面追求“专业”学习,而忽视通识素养的培育。章开沅教授指出:“目前的学校‘重教书而轻育人’,没有真正把知识传授与品格陶冶密切融合在一起。这好像是学校的问题,老师的毛病,但归根到底还是主政者方针、政策乃至教育理念的缺失。”潘懋元教授认为:“高校在培养学生过程中,若要满足社会需求,就不能抛开学生责任感的培养,而仅仅满足于找到一份工作”;“服务社会需求与坚守大学内在品质是表面矛盾,内在统一的。”在这里,“学生责任感的培养”,显然离不开通识教育。这就要求发挥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两方面的作用。借鉴中国大学通识教育优良传统,正本清源,应确立育人为本的理念,端正办学导向,才能从根本上克服急功近利的弊端。
    其二,在人才培养和课程设置上,建立和完善大学通专结合的培养模式。
    通识教育理念须通过具体的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才能发挥作用。中国近代大学以培养“通才”为目标,经过实践探索,逐渐形成通专结合的培养模式。它以中西合璧的大学理念为指导,以通识教育与专业基础科目为基础,注重文理学科交叉和基础学科教学,实行跨学科选课。在高年级开设各类专业课程,培养专业技能。实践表明,这种培养模式为大学生提供了宽厚的学科与知识基础,所造就的人才更具发展潜力,更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内高校模仿前苏联专才教育模式,将一些综合性大学、多科性大学调整、分解为专业性、行业性学院,以培养“专才”。这在特定时期对培养经济建设紧缺人才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也导致人才培养分科过细、大学生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缺失等弊端。“钱学森之问”再次提醒我们,单一的专才培养模式,不利于培养创新人才,提升高等教育质量,须变革和完善人才培养模式。为了培养杰出创新人才,我国一些重点大学正在探索通识教育新模式。这既是提升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也是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导向。
    其三,加强通识课程建设,发挥国学教育传承民族优秀文化、陶冶品德等功能。
通识教育课程的内涵与质量制约其教育成效。民国时期大学重视国学的教育与研究。国学教育是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媒介,就内容与形式而言,它具有通识教育性质。国学教育包括国文、中国通史、中国哲学、中国文学及相关专题研究课程。近代大学国学教育的实施,不仅培养了大学生的民族文化情感,陶冶品格,也拓宽其文化视野,提升传统文化学养。改革开放以来,国学教育逐渐走进大学课堂。值得指出的是,作为发展通识教育的重要环节,当今大学推广国学教育,须处理好国学教学与国学研究、国学普及与国学提升、国学基础与国学应用的三重关系,以真正发挥其育人与传承文化的功能。
    其四,师资建设应注重品德与才学,发挥其特殊的育人作用。
    教师是实施通识教育的主体力量,其文化学养、专业才能和教学方法在相当程度上决定通识教育的成败。古代高层次的书院,名师荟萃。他们既是经师,亦为人师,通过言传身教、启发教学,培养了大批儒学通才。民国时期一些名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厦门大学、辅仁大学,重视“大师”办学,选聘教师以“品德”与“才学”为导向,广揽学贯中西的通识之士。这些教师承担大学基础学科和通识课程的教学,拓展学术视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产生广泛的教育影响。
    当今高校数量庞大,高等教育体系复杂,教师分层分类增多。但是,就通识教育而论,对于教师文化学养与教学能力的基本要求并无本质差异。推动大学通识教育,既要改善教师的知识与能力结构,也要制定相应的课程评价标准,以引导大学教师专业发展和通识课程建设。
     其五,弘扬近代大学民主治校的优良传统,激发人才培养的活力。
    中国近代大学融会中西文化之精华,一些著名校长和教育家,汲取中西方大学通识教育理念,倡导学术自由与民主治校,集思广益,吸收大学教授、专家参与通识课程计划的修订,开创了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新传统。在教育管理上,采用导师制与自我管理相结合,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在教学管理上,提升通识课程的地位,实行学分制与学年制,加强选课指导,既扩大学习的选择性和针对性,也保证了通识教育与基础课程的质量。这些都是值得借鉴的有益经验。
    其六,努力营造浓郁人文环境,更好地发挥环境育人作用。
    通识教育是一个包涵理念、模式、课程和管理在内的整体,校园文化作为隐性课程是其不可或缺的环节。古代书院注重育人环境的选择和营造,在优游山水,诵读经典,质疑问难中,省思人生与社会问题,陶冶情操,达致修身养性的境界。近代大学引入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民主、科学精神,各类科学研究和社团活动异彩纷呈,形成各具特色的校园文化风格。在潜移默化间,大学生提升了自身的文化素养。
    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国民文化素质亟待改善。大学教育仍需加强通识教育。大学生修身敦品,既是个人成才的基础,也有益于提升社会整体文明。在信息化、全球化时代,大学教育需要传承、汲取民族文化精华,扩展国际文化视野,让大学生在开放的教育环境中,自由探索知识,发展个性与才华,创造新的科学与文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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