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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教科书启蒙诉求研究

 来源: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发表时间:2015-12-29   阅读次数:2916   作者:吴小鸥

    湘南学院吴小鸥教授主持完成了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百年中国教科书启蒙诉求研究”(课题批准号:DAA100187)课题组成员:李想、吴甜甜、徐莹、姚艳、段发明、王晓萍、何基生、吴鹃、彭太军。 
    一、内容与方法
    1.研究内容
    本研究立足于真实文献的分析,揭示百年中国教科书启蒙艰难而坚毅地跋涉过程,从内在机制上有效揭示百年中国教科书的价值图景,探索教科书通过启蒙人的现代性在百年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所起到的重要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关教科书启蒙的科学态度与价值视野。
   (1)百年中国教科书发展研究
   (2)百年中国教科书不同时期、不同维度的启蒙诉求研究
   (3)百年中国教科书启蒙之审视
    2.研究方法
    本研究坚守“研究教科书必须见到书(实物和文献史料)”的治学原则,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对百年教科书给予实事求是的动态的、系统的、实证的研究。
   (1)文献研究法。本研究所用的教科书,绝大部分来自博士导师石鸥教授个人收藏的教科书,这是支撑本研究的重要文献。其次,官方教育文件、教育年鉴、教育杂志、名人年谱及回忆录等也是本研究不可或缺的文献。
   (2)内容分析法。本研究深入到教科书文本内容层面,从微观上对教科书的课文标题、内容题材、术语表达等的进行归纳分析,以此来论证观点。
   (3)案例研究法。本研究通过对典型的教科书以及课文,对教科书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典型性具体事件进行细致和广泛的剖析。
    二、结论与对策
    鸦片战争以后,全社会寄希望于教育,教育寄希望于全新的教科书。中国新式教科书承载着民族的苦难、梦想与奋斗,蓬勃发展起来,并蕴含着大量现代性的价值取向及丰富的现代性话语。
    1.1840-1926年,新式教科书以 “科学”为核心的启蒙引领救亡图存。
    1902-1904年,中国现代教育制度逐步建立。面对学堂对教科书巨大的需求,1903年,文明书局高举“科学”大旗,出版“蒙学科学全书”28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书名全部印有“教科书”字样、第一套中国人自己分科编著(译)、至今唯一用“科学”之名统领的教科书。[1]1903年,商务印书馆推出中国第一套现代意义教科书“最新教科书”75种149册。[2]以晚清留日学生为主要编撰者的民间书坊教科书以全新价值预设,为困难深重的民族开启全新的启蒙。普通学书室、彪蒙书室、会文学社、科学书局、科学会编译部、科学仪器馆、清国留学生会馆、群益书社、新学会社、广智书局、作新社、国学保存会、中国图书公司、集成图书公司、开明书店、达文社、群学社、时中书局、乐群书局、普及书局、昌明公司、东亚公司等书坊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在启蒙和救亡成为中国社会两大主题时,教科书承载的科学启蒙力量,引领并实现着救亡。1912年,教科书在革故鼎新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开风气之先,开篇大写的“人”,并以全新的文化标准展现对“中华”、“共和国”、“公民”的殷切期望。教科书编撰出版一浪高过一浪,“中华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新制教科书”、“新式教科书”、“新编教科书”、“实用教科书”、“普通教科书”、“新法教科书”、“新体教科书”、“新教育教科书”、“新教材教科书”、“新学制教科书”……民初以欧美留学生为主导力量的教科书编撰出版,开拓进取的展现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自信与创新运动,并在1922年新学制教科书时达到鼎盛。
    从1903年至1923年前后,中国现代教科书呈现“黄金二十年”的发展态势,其启蒙诉求旨在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即“现代”,构筑了中华民族生机勃勃的社会空间和文化生态。在“‘援西入中’的大潮中,中国社会有关现实世界及社会理念合法性的思想资源,渐次脱离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转而采纳西方现代性的知识样式”。[3]于是,教科书在科学理性、民主政治、现代伦理精神、现代商品经济、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等方面进行积极启蒙。从“四部”到“七科”,教科书的科学理性启蒙通过学科门类与体系的建构、科学方法与态度的确立、实用技术与发明的推广、科学名词与术语的规范、现代时空观念的转变,形成了现代学术范式,使人们突破了传统经学形式下的思维模式,使人们在获得全新的知识认同中提升认知水平;从“皇权”到“共和”,教科书的民主政治启蒙通过现代政法制度的宣扬、公民自治活动的引导、个体权利义务的履行、自由平等观念的倡导、社会公益事业的谋求等方面呈现民主政治图景,教科书动摇了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传统,在构建民主政治话语体系中引领学生成为近代民主化进程的主力军;从“仁”到“人”,教科书的现代伦理精神启蒙通过社会公共道德的遵守、独立自主人格的养成、道德情感体验的激发、现实生活改造的理想等方面营造了全新的价值偏爱系统,教科书在进化论指引下凸显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权利,重铸国民新品格;从“农本”到“崇商”,教科书的现代商品经济启蒙通过商业意义的强调、金融常识的普及、企业制度的介绍、商品营销的引导、财富观念的刷新,汲汲以求于富国之道,教科书挑战了自然经济下“贵义贱利”思想,大胆言商、大肆言富,推广了国民生计必须的商业观念和知识技能;从“病夫”到“强种”,教科书的现代文明生活方式启蒙通过现代卫生常识的普及、生活陋习的革除、运动锻炼的提倡,强调健康身体是强国的必要之举。教科书注重改变不良的生活陋习,普及公共卫生和全民锻炼,以身体为核心确立科学的生活习惯标准。这样,启蒙犹如静水深流、润物无声,不断浸润着中华大地,激荡着古老的神州。如今,人们追怀老清华、老北大以及西南联大,追怀20世纪30-4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黄金时代”时,或许要知道,这是与“黄金二十年”优良的中小学教科书启蒙密不可分的。这些教科书在中国政局陷入混乱之时,成功为中国教育乃至中华民族确立起不拔的根基。正如胡适先生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 [4]
    2.1927-1949年,国统区教科书以“三民主义”为宗旨的启蒙引领共赴国难。
    1924年1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提出“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5]期望“到了全国人民的心理都被党统一了,本党自然可以统一全国,实行三民主义,建设一个驾乎欧美之上的真民国。”[6]1926年,广东国民革命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明确要求“一切教育措施皆依三民主义之精神,对于各级教育尽量灌输以党义,称之为‘党化教育’。”[7]同年5月,广东全省第六次教育大会通过《党化教育决议案》,规定“此后新编教科书,应以中国国民党的党义和政策为中心。”[8]1927年5月,蒋介石发出实行“党化教育”的号召。[9]这一年,“新时代教科书”、“新主义教科书”、“新中华教科书”等党化教育背景下的新教科书推出。1928 年 2 月,大学院颁布《小学暂行条例》,在公民科之外,增设三民主义科。同年8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发布《各级学校增加党义课程暂行通则》,增设“党义”科。1929年8月,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暂行课程标准》,取消“公民”科,以党义科代之。以“三民主义”和“党义”命名的教科书开篇及插图突出“孙中山”形象及“国旗”“党旗”符号标志,采用故事浅说、原著节录等突出三民主义为中心的政治认知。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三民主义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案。1931年6月颁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将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的急促时空中,1932年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的党务工作纲要规定国民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复兴民族精神”、“唤起民族意识”、“御侮自卫,共赴国难”。[10]1932年5月,蒋介石发表《革命哲学的重要》,提出三民主义“是我们中国唯一的救国主义。”[11]1932年10月,教育部公布实施《中小学课程标准》,取消“党义”课程,重设“公民”课,各书坊迅速推出“复兴教科书”、“新课程标准教科书”、“新生活教科书”、“开明课本”等。这些教科书不同程度展现三民主义思想,提高整个民族的抗战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鼓舞中华民族共赴国难、抗敌御侮,成为抗战救亡的启蒙利器。抗战全面爆发后,为解决因教科书基地上海沦陷而导致教科书供应短缺的局面,国民党强化了对教科书的控制,1942年5月,蒋介石致函教育部长陈立夫的信函中建议,“以后凡中小学教科书应一律限期由部自编,并禁止各书局自由编订。”[12]1943年,国立编译馆正式推出“国定本”教科书,初级小学有《国语常识》、《算术》,高级小学有《公民》、《国语》、《自然》、《地理》、《历史》,初级中学有《公民》、《国文》、《地理》、《历史》。国统区教科书保证了烽火岁月中教育的薪火相传、弦诵不辍,充溢着的中华民族丰厚的精神气质,也烙刻着国家政治介入教科书的深深印迹。特别是教科书从编校到审定,突出“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启蒙儿童在心理和行为上明确指向“党”,强力进行着意识形态规训,不利于儿童独立人格和公民素养的形成,个别教科书中一些反共言论更十分不可取的。
    3.1927-1949年:根据地教科书以“土地革命”为宣传的启蒙引领解放中国。
    从1927年到1934年,中国共产党以江西的中央苏区为中心的一批根据地,提倡平民教育,各乡普遍地设立列宁小学。根据地禁止使用基督教书籍、国民党文化书籍和“四书”“五经”等作为教科书,要求各地新编教科书。1930年5月,湘鄂赣边界工农兵暴动委员会编辑出版《红孩儿读本》是“现存最早的一种红色初级小学校的儿童读本。”[13] 1933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编写《共产儿童读本》6册,经徐特立的审阅意见修改后付印,是根据地第一套统编通用的小学教科书。这套教科书蕴含大量的科学常识、儿童游戏的内容,还采用对比、问答、故事、韵文、歌谣、顺口溜等宣传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8月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14]1938年2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审科编撰有“初小国语6册,初小算术6册,初小政治常识1册,高小历史2册,高小地理1册,另有图画1册、劳作1册、唱歌1册。”[15]1938年5月中共胶东特委的领导下成立了“国防教育委员会”编写国防教育课本,1941年3月国防教育委员会改称国防教材编辑委员会,编写小学、民众、妇女课本。1945年12月,苏皖边区政府教育厅成立中小学教材编审室,半年内编有中学国文、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课本和小学数学、政治教材。[16]1949年4月,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是作为中央政府的教科书编审机构的基础而成立的”[17],叶圣陶为主任委员。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修订一套中小学教科书,基本保证1949年秋季开学使用。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农民起着保守或者革命的作用,农村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农村的反抗派是致命的,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比田地甚少或者交纳过高的田租更为革命,得农村者得天下。”[18]毛泽东到达井冈山就号召儿童们要“努力共产”、“努力革命”。[19]1933年《共产儿童读本》明确“分田 分了田 自己才有田”。[20]教科书大力宣传跟着共产党进行革命,建立新政权,老百姓就“翻身做主人”。正是教科书从“打土豪分田地”到“人民当家作主”的大力宣传,根据地从青少年儿童到普通民众都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政治洗礼,成为共产党各项政策的拥护者和践行者。“共产党已经成功地在根据地的农民心目中确立了自己牢不可破的正统感,……落后、分散而且自治力很强的根据地农村,就此被注入了类现代的民族国家意识,甚至建立了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权的某种崇拜,如果说在此之前,国家政权的强化与下移,乡村组织还可以而且能够组织抵制的话,那么从这以后,再也没有可能了。”[21]根据地教科书既是教育的基础文本,又是共产党在根据地进行的一场全面深入政治动员的宣传载体,后一个作用在兵戎相见岁月中显得更突出、更重要。
    4.1949-1976年:新中国教科书以“无产阶级”为力量的启蒙引领社会主义建设。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人在西柏坡向世界发表“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2]的宣言。新中国成立后,不仅要依靠国家机器镇压各种反抗和扫除各种障碍,更要利用各种宣传舆论工具和教育在思想上、精神上向全体国民灌输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认同感,强化新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教科书因其巨大的启蒙作用而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1950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毛泽东题写社名,教科书编写出版迅速统一。1951年教育部提出“以苏联的中学教科书为蓝本,编写完全适合于中国需要的新教科书。”[23]1953年2月,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24]1954年开始,人民教育出版社以苏联最新出版的教科书为蓝本,拟订十二年制中小学教学大纲并编写新教科书,1955年出版,有课本41种97册、教学参考书23种69册,是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科书,开启“一纲一本”的教科书时代。[25]
    因中苏开始出现意见分歧,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26]1957年3月,毛泽东在同七省市教育厅长谈话中提出,“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材是否合适?……教材要减轻,课程要减少,……教材要有地方性,应增加一些地方乡土教材。农业课本要由省编,……初中、高中加政治课、编政治课本。”[27]1958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下放问题的规定》,明确各地方可以“自编教材和教科书。”[28]有18个省、市和师范院校编写了部分或整套九年制、十年制中小学新课本。因地方编写教科书存在一些问题,教育部要求人民教育出版社从1960年开始编写十年制及十二年制教科书,出版后因内容深、分量重、教学困难等问题而不断修改。1966年 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要求“教材要彻底改革”。[29]1967年中小学“复课闹革命”后,开始用毛泽东著作当教科书。1968年前后大部分省市成立中小学教材编写组编有小学《语文》、《算术》、《常识》、《毛泽东思想课》、《革命文艺》等,中学《毛泽东思想教育》、《语文》、《数学》、《工农业基础知识》、《革命文艺》、《军体》等。1971年后,一些传统学科课程恢复并编写教科书,如用《化学》、《物理》取代《工业基础知识》。1973年之后,各地教科书也按批林批孔和开门办学的要求改编或重编。
    新中国成立后,教科书在强力建构新的国家意识形态过程中,明确“无产阶级”是一个重要符码,教科书频繁出现“长工、翻身、工人、农民、地主、恶霸、资本家”等身份识别词语,以此划分出“敌我阵营”,明辨是非,而且教科书积极建构社会主义国家认知和光明前景,并将社会主义国家领袖人物渐定一尊,极致化为“颂圣”,以达到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认知与情感的统一。由此,教科书发展逐渐丧失自己的独立品性,没有承载与体现科学知识的完整性和正当性,甚至在政治漩涡中偏离了现代启蒙的方向。
    5.1977-现在:教科书以“现代化”为追逐的启蒙引领科教兴国。
    1977年,邓小平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中强调,“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30]并指出“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31]教育部决定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小学教科书编辑人员为基本力量,“又从一些大、中、小学选调了一部分优秀教师,一共200人,组成‘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编写中小学各科教材。”[32]1978年,全国统编通用的十年制中小学教科书出版,建构全新的科学知识和文化体系,开启教科书启蒙的新篇章。1981年4月,教育部根据邓小平“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的指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开始出版六年制重点中学教科书。1983年,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33]198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出版全国通用的六年制小学教科书。
    1985年1月,教育部颁布《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1986 年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标志着中小学开始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对教科书提出了新要求。1988年5月,国家教委召开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规划会议制订《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方案》指出:“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教材,必须在统一基本要求,统一审定的前提下,逐步实现教材的多样化,以适应各类地区、各类学校的需要。”“把竞争机制引入教材建设,通过竞争促进教材事业的繁荣和教材质量的提高。鼓励各个地方,以及高等学校,科研单位,有条件的专家、学者、教师个人按照国家规定的教育方针和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编写教材。在教材内容的选择和体系的安排上允许有不同的风格和不同的层次。”[34]原国家教委规划了“八套半”义务教育教科书。同时,各地实验教科书探索达到20世纪中国教科书发展史上最高潮,以语文与数学教科书最突出。
    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迎接21世纪挑战的紧迫时刻,新中国启动第八次课程改革。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对义务教育阶段8科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2000年秋季,小学、初中起始年级的主要学科已全部使用了新修订的教科书。2001年7月,国务院通过《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明确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2001年9月,20个学科(小学7科、中学13科)49种中小学新课程标准实验教材首次在全国38个国家级实验区试用。2003年3月,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和语文等15个学科课程标准(实验)。2005年,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已在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启动。至2009年春,共有84家出版社开发的新课标教科书通过教育部审定,其中包括六三学制小学10个学科115套、初中19个学科116套;五四学制小学7个学科10套、初中11个学科20套;普通高中18个学科72套。新课改教科书呈现多样化、系列化、立体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态势,教科书突出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核心的多元文化理解与融合。
    教科书是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实施的最主要载体,以其知识的规范化、系统化的特征,在学校教育中成为主导启蒙的角色,直接影响到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及社会的文明进步。百年教科书在不同启蒙理念的引领下,有目的传承与嬗递不同价值取向知识,承载不同时代的希望与梦想,为实现人的现代化而做出的艰难选择和不懈努力。教科书现代化核心是如何启蒙人的现代性,为此,新课程改革教科书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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