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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20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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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期高等教育扩张的社会动力研究

 来源: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发表时间:2015-11-09   阅读次数:2628   作者:姜尔林

    华东理工大学姜尔林副教授主持完成了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青年课题“转型时期高等教育扩张的社会动力研究”(课题批准号:EIA100424)。课题组主要成员为成都师范学院唐安奎副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李宗克助理研究员。 
    一、内容与方法
    研究内容:
    本课题主要从市场转型背景下考察社会转型对高等教育扩张的影响机制,具体包括市场转型对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影响、社会分层与流动对个体及家庭教育需求的影响,以及高等教育需求对高等教育扩张的影响。具体来说,研究内容包括:
   (一)社会转型对社会分层与流动影响。分析当代社会转型,尤其是市场转型对社会分层与流动所带来的影响,包括社会流动方式、流动幅度、流动规模变化,考察地位竞争激化的具体状况。
   (二)高等教育在社会流动及地位获得中的作用变化。考察高等教育在社会地位获得及流动中的作用的变化,即由于市场转型,高等教育对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体在地位获得中所起的具体作用及其变化趋势,具体地说,包括对个体的就业竞争、经济地位、地位获得的影响,本部分是课题研究的核心内容。
    (三)高等教育需求的增长及其导致教育扩张的机制。即研究社会流动及地位竞争导致高等教育需求的增长情况,以及这种增长在什么情况下、通过何种方式导致高等教育的扩张,包括通过政府(因政治上的压力而扩大高等教育机会)、市场(通过市场渠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作用转化为教育的扩张,并形成扩张的自我强化(文凭竞争的升级)。 
    研究方法:
    背景分析法:从社会转型尤其是市场转型的背景分析高等教育扩张的动力,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社会因素对高等教育扩张的影响。
    国际比较法:鉴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在市场转型阶段也经历了高等教育的急剧扩张,通过考察前苏联、东欧转型国家的高等教育扩张,更好地考察市场转型对高等教育扩张的影响机制。
    结构分析法:从社会的宏观结构考察高等教育需求,从而使得对高等教育需求的研究从个体的层面上升到社会的层面,从社会结构性的因素中认识高等教育扩张的社会动力。 
    二、结论与对策
    中国的高等教育的急剧扩张是在经济发展各项指标增速没有明显变化之下的突然加速,因而无法从经济的角度进行解释;与此同时,以俄罗斯为代表的转型国家的高等教育扩张是一种在经济停滞及衰退背景下的扩张,也无法用人力资本的角度进行经济方面的解释。因此,在市场转型的背景下,地位竞争的加剧成为高等教育急剧扩张的主要动力。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
    (一)市场转型导致地位竞争激化
    市场转型前,在再分配体制下,由于意识形态上对竞争的排斥,以及一系列相关的经济社会制度安排的结果,社会中的地位竞争程度低,主要体现在:首先,这种体制通过国家权力给劳动者安排工作岗位并赋予相应的社会地位,个体在社会地位获得中的自主程度较低;其次,这种体制保障个体的工作岗位以及社会地位的稳定性,也即保护了个人在社会地位方面的既得利益,向下流动的可能性小,无须为维持既有的社会地位做出更多的努力;再次,经济收入的均等化,导致社会不同阶层及群体经济差距较小,也削弱了人们向上流动即争夺更好经济地位的动机。此外,在经济发展缓慢的情况下,在客观上使得结构性的向上流动机会减少。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再分配体制下地位竞争并不激烈。
    而市场转型后,由于市场机制本身就是一种竞争机制,市场转型必然导致地位竞争激化:首先,社会分层机制转换扩大了地位竞争规模。与再分配经济相比,在市场经济下,个体社会地位的获得主要取决于市场竞争,这为个体提供了更多的流动机会与流动动力,尤其是在转型初期,原有的地位安排被打破,个体需要在新的社会结构中重新确定社会地位,这导致地位竞争规模扩大。其次,社会分化强化了地位竞争程度。社会分化拉大了社会阶层间的纵向差距,从而加剧了对优势地位的争夺,社会分化越严重,地位竞争越激烈。再次,就业困难加剧了地位竞争强度。对大多数个体来说,工作是个人获取经济收入及获得社会地位的基本手段,而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使工作更是关乎人的生存,因而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就业竞争尤其激烈。
    因此,随着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带来社会分层与流动机制的变化,尽管再分配体制下的权力主导的分层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发挥作用,但毫无疑问的是市场机制在社会分层与流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市场经济与再分配经济对应着两种不同的分层模式,在国家权力主导的分层模式中,地位竞争的程度低,在市场体制下,市场力量在分层与流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市场机制的核心是竞争,因此,市场转型必然导致地位竞争激化。而从各转型国家的具体情况来看,在市场机制引入后都经历了贫富分化、劳动力市场化、失业问题严重的过程,我国亦是如此,这使得地位竞争加剧,在转型加速期更是如此。这样,市场转型加速导致地位竞争激化。
    (二)高等教育在地位竞争中的作用提升
     1.社会流动状况变化导致高等教育的作用增强
    在计划体制下,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主要是通过国家权力实现的。国家权力通过配置劳动力资源,给个人分配工作岗位从而决定个人的社会地位。且在社会流动中,教育也不一定起关键性作用,甚至成为向上流动的障碍。而在市场转型之后,社会流动的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但社会流动动力增强、方向多样化、规模增加。与此同时,社会流动渠道逐渐改变,在向市场主导的社会流动机制的转变过程中,社会流动的开放性以及自致性因素所起的作用不断增强。对大多数社会成员而言,不存在职业地位的直接传递现象(如在计划经济时期存在的父母退休后子女“顶替”现象以及在“单位制”中较普遍存在的子女被安排进父母工作单位的现象,实际上是职业身份以及社会地位在代际之间的直接传递),政治面貌、家庭出生等因素对个人社会流动的直接影响也在减弱。且在市场主导的流动机制中,教育是个人获得社会地位的主要手段、也是家庭传递社会地位的中介。在社会流动程度提高的情况下,在决定社会流动的因素中,教育程度超越其它因素,成为决定个体职业地位的首要原因。其中大专/本科学历对个人初始职业地位的获得表现出更强的影响,且随着体制转型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这一学历表现出的影响也越发强烈,在职业要求上出现了高等教育文凭对低一级文凭的替代。由于接受高等教育者在地位获得方面居于明显优势,当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一定的程度后其示范作用会强化社会上的高等教育需求。
    2.社会分化加剧推动高等教育个人收益不断提高
    计划体制下,由于社会结构比较简单及平均主义分配政策的作用,社会分化程度很低。除了由于国家推行的城市优先发展战略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差别较大外,各地区、行业、单位以及岗位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小,这种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及权力主导的分配机制导致经济收入与个人贡献往往很难直接挂钩,个人的工资收入不能充分反映劳动生产率。个人即使受过较高程度的教育并拥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也很难在收入上获得相应的报酬。除了由于城乡差别的存在,导致高等教育对农村人口具有相当高的收益率外(包括其身份的转变,即跳出“农门”),对城市人口来说个人收益率不高。由于接受高等教育带来的边际收益较低,城市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动机不强。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国家收入分配政策的变化,我国的社会分化程度不断提高,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拉大,这种差距包括阶层、城乡、区域、行业、职位之间,甚至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这使我国由收入分配高等均等的国家变成为高度贫富分化的国家,贫富分化也导致了教育收益率的变化。围绕改革开放后教育收益率进行的大量研究都表明,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教育的收益率及高等教育的边际收益率均不断上升。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日益明显,而接受高等教育者在收入上明显要高于其它教育程度者,高等教育也成了不同收入水平的分水岭。
    3.就业竞争激化使高等教育的工具价值显现
    在计划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主体是国家,国家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给劳动者安排工作岗位,且每个人的工作岗位相对稳定,因而工作是“铁饭碗”,同时,在就业目标上,国家实行充分就业的政策,尽量为每个劳动者安排工作,不允许有公开的失业现象,即使有年轻人暂时不能安排工作的也称为“待业”。因此,计划体制下,虽然就业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筛选,但是获得工作时没有公开的市场竞争,也没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的失业之忧,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个人能否获得工作几乎没有影响,这也造成了在城市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动力不强,而在农村则基本没有就业一说。
    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我国劳动力市场化改革加速推进。劳动力市场化意味着劳动力资源不再是通过国家权力而是通过市场配置,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中寻找工作机会。在就业竞争中,作为体现劳动生产率的重要信号,教育文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更多的教育意味着更容易找到工作以及更好的工作。因此,在各个层次的教育文凭中,高等教育文凭在就业竞争中所起的作用最具决定性。这样,在市场化的就业竞争中,教育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体现出来了,在一定程度上,教育文凭成了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本。而转型期严峻的失业问题以及失业下岗职工社会保障机制的缺失,使得就业竞争尤为激烈,也使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高等教育在就业竞争中的工具价值。
    (三)地位竞争激化导致高等教育需求增强
    地位竞争激化何以影响到高等教育需求?与传统社会不同,在现代社会的地位获得与社会流动中,教育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教育是获得社会地位的最重要的渠道,也是社会地位代际传递的中介,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更是强化了教育的这一功能,这样,教育成了地位竞争工具。尤其是随着中等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在获得优势地位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否具有高等教育文凭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不同社会地位的分界线。这样,地位竞争激化导致高等教育需求膨胀。
    地位竞争的激化是通过如下机制导致高等教育需求得以强化的:
    市场奖励机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正面激励是不足的,甚至是缺乏的。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导致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对个人收入影响不大;国家的充分就业政策导致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对个人的就业机会影响不大;扁平化的社会结构导致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对个人社会地位差别影响不大。而在市场转型之后,接受高等教育意味着更容易找到工作,获得更多的收入,获得更好的社会地位,如转型初期高等教育收益率上升以及接受高等教育者相对于其他教育程度者而言失业率较低,就对接受高等教育形成一种正面的激励。在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情况下,必然在社会上形成示范效应。
    市场惩罚机制。即如果不接受高等教育,可能意味着个体在社会竞争中居于劣势地位,导致个体的向下流动。这与再分配体制下有所不同,再分配体制下由于对既得利益的保护,社会中的向下流动较少,因而市场惩罚机制几乎不存在。而在市场机制下,尤其是在转型初期经济衰退、两极分化、就业困难的背景下,相当多的个体及家庭面临社会地位急剧下降的威胁,接受高等教育成为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市场强化机制。即个体的高等教育需求驱动的教育扩张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个体的教育需求,这是由于教育扩张导致雇主对文凭的要求提高,原有的文凭贬值,个体不得不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以维持既有的社会地位及竞争优势。这时,教育只不过是防止向下流动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高等教育的扩张会形成自我强化的机制,正如瑟罗(Thurow)所说:人们接受更高水平教育的目的不在于工资高于未提高教育水平的人,而在于高于都提高了教育水平的人。教育实际上成了保持个人竞争力的防卫开支。受过教育的劳动者越多,发展越快,这样的防卫开支越必要。
因此,在市场转型的背景下尤其是转型初期社会上的地位竞争加剧,这种地位竞争传导到教育领域,加剧了个体及家庭对文凭的需求,从而推动了高等教育扩张。
    (四)高等教育需求增强推动高等教育扩张
    高等教育需求的增强并必然导致教育的扩张,因为,在我国政府对高等学校招生规模仍实行计划式的管理,每年的招生规模是通过教育部下达招生指标的方式确定的,而这种规模的变化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导向,政府在不同时期的政策导向导致了高等教育规模的变动,正是因为如此,不少研究者认为,政府的政策及其背后的政治原因是影响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变动的重要因素,在短期看来甚至是最重要的因素。因此,高等教育的扩张是通过政府的政策转变实现的。1999年开始的大扩招尽管被认为有多种政策考虑,但高等教育入学需求的急剧增长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高等教育需求并一定意味着会导致高等教育的扩张,因为高等教育的扩张还受到高等教育资源的制约,如大扩招之前政府以较大的幅度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规模时,立刻就面临教学资源不足及毕业生分配困难的问题,因而不得不调整扩招政策,导致高等教育的扩招不得持续。而在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转型背景下,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也实行了市场化改革,包括毕业生就业的市场化、高等教育收费制改革等,即在毕业生就业及教育成本中引入了市场机制,这导致了过去计划体制下制约高等教育扩张的因素不再存在。所以,市场化改革使得强烈的高等教育需求能够通过公共政策转变为高等教育扩张。而在转型国家,由于政府还放弃了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对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控制,因此,高等教育需求是直接通过市场机制得以满足从而导致高等教育的扩张,这一点从转型国家私立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扩张中,也更明显地体现了市场机制在满足高等教育需求中的作用。因而,正是市场化使得高等教育需求得以满足并导致高等教育的扩张。而政府从延缓就业压力、增加人力资本供给、换取公众支持等因素考虑,实际上也欢迎并鼓励这种扩张。
    对策:
    社会上的高等教育需求是个体教育选择的结果,从个体的观点来看,最理想的策略是通过努力尽可能地得到最高文凭,从而使自己在地位竞争中处于更加优势的地位。但是,从社会的角度而言,当每个个体都追求这种目标时,结果反而是大多数人注定无法实现目标,高等教育无法带来预期的社会地位。因为,地位竞争在博弈论的语言中,是一个零和博弈,胜利者所得乃失败者所失,某些人的所得仅仅建立在另一些人的所失基础上。而地位竞争驱动的高等教育过度扩张会使个体及家庭付出很大的代价,且会消耗大量公共教育资源。这样,个体的理性选择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因此,在市场化的竞争伦理中,尽管个人有选择高等教育的自由,但高等教育不再意味着理想的收入与社会地位。
    为此,在高等教育中,为克服因为地位竞争的激化导致高等教育的过度扩张,从而给个体及社会均带来不利的后果,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根据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及时调整高等教育扩张速度。高等教育规模并非越大越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要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相适应,否则会造成过度教育或毕业生就业难等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上个世纪5060年代战后第一次高等教育发展浪潮中,受人力资本理论及战后民主化浪潮的影响,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过度扩张,远远超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不但引起了毕业生就业问题、财政问题、质量问题,也引起了个人投资高等教育收益的下降问题,从地位竞争的角度看,不仅会导致文凭竞争的升级,也造成个体教育投资的失败。因此,应理性认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在此基础上根据高等教育与外部环境的适应程度,调整规模扩张的速度。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张的时间长,尽管我国经济的发展没有引起严重的毕业生失业问题,但也造成了毕业生就业难、大学毕业生起薪低、劳动力市场失衡等问题,因此,这表明个体教育需求驱动的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已经超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高等教育的规模不能任由社会的需求驱动而扩张,从而使得调整高等教育发展速度成为必要,而近几年来我国对高校招生规模的调整也反映了这种现实需要。
    (二)科学引导高等教育需求。在地位竞争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对个体及家人而言是一种投资,其本质是一种地位需求。但地位竞争驱动的高等教育过度扩张会使个体及家庭付出很大的代价,且会消耗大量公共教育资源。鉴于这一因素,政府一方面要科学认识高等教育需求,另一方面还要合理引导高等教育需求。针对教育投资的长期性以及教育决策后果显现的滞后性,政府应通过做好劳动力市场预测、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发布,以及加强对个体及家庭的宣传等手段促进个体的理性选择。这也有助于实现高等教育规模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的相对均衡,促进高等教育的良性、健康发展。
    (三)采取措施促进教育中的有序分流。鉴于高等教育规模在经历了过快的扩张后,高等教育的投资回报率趋于下降,高校毕业生出现了就业难,而另一方面,高级技工等职业技术人才出现了紧缺,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失衡。同时,针对当前教育选择过分集中于普通高等教育从而导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供给过度的情况,政府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加强职业教育,要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要通过改革招生政策以及学费政策,完善奖学金、助学金制度等措施鼓励更多的学生接受职业教育,培养更多的应用型人才;通过教育选择的多元化,优化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结构,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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