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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学研究》成果公报

 来源: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发表时间:2012-06-13   阅读次数:2402   作者: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刘海峰(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教育学一般课题科举学研究》(课题批准号为BAA070046)。课题组成员有王日根、郑若玲、李兵、覃红霞、陈兴德、钱建状、毛晓阳、姜传松、刘希伟、刘一彬、张森、林上洪。

 

一、内容与方法

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科举政治与科举学、科举学的教育视角、科举文学与科举学、科举与儒学的传承繁衍、科举与近代法政教育、科举观与科举学、科举文献与科举学、科举学的当代研究价值、科举考场贡院研究、科举专题——乡试研究、科举制的重新评价。

本课题以中国以及东亚国家的科举研究对象,拟采用通过文献分析、文物调查、国际比较、统计分析等方法,分成若干子课题,从多方面、多角度研究科举学,并联系现代高考制度,研究古代的科举现象,撰写科举学的研究论文。博古有利于通今,知今也有利于通古。了解和关注现实考试尤其是高考改革中的一些问题,也有助于理解和通晓古代的一些科举制度、思想和活动,看待科举问题就会更深入一些。

视野下移的教育史研究,不仅是研究对象的下移,而且也包括史料的下移,即关注以往被人们忽视的历史资料。就科举学研究来说,过去人们一般多使用正史的记载,进而发掘笔记、小说、诗文等方面的科举资料,但还是较少直接使用过去的备考资料,因为那些专门为应试而出现“高头讲章”之类的文献,从前基本上被视为文字垃圾。其实,百年之后没有废物。转换了视角、下移了视线,往往可以变废为宝,化腐朽为神奇。本课题研究将利用过去不被人们重视的科举文献,创发新解。

现今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文学界等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对科举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只是这些研究多是各自为政、互不往来的。而从科举学的视野进行科举研究,力图将古、今、中、外,文、史、政、教等各方面的科举研究熔于一冶,进行融会古今、贯通中外的跨学科研究。一旦跨越学科的畛域,融通不同的学群,使科举研究不仅由点到线,而且由线到面,将相对分割的“条”与“块”结合起来,便会出现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效果。中国学术自近代从“四部之学”走到“七科之学”后,学科划分越来越细,有些传统学问被分割到几个不同的学科中去。类似于国学的性质,科举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无法与现代学科一一对应,它提倡打破学科壁垒,突破学科边界,从宏观的视角,注重科举研究的一般理论,进行科举研究的顶层建设。

二、结论与对策

(一)科举学研究具有系统性、重要性、国际性与现实性。科举学是一门自成体系的学问。由于科举制本身是成系统的,相关的科举人物、科举文献和科举文物等自然也是成系统的。与一些中国传统文化领域中的专学较为松散不同,科举学结构严整、逻辑严密,俨然成学。科举学还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科举制是具有世界影响的考试制度,它不仅对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还影响过东亚和西方一些国家。古代东亚世界还有日本实行过近两百年的科举制,并有韩国、越南两个相对独立的科举考试系统在长期运行,形成了一个东亚科举文化圈。科举是整个东亚地区许多国家文化史的关键词。另外,科举制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过影响,19世纪以后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借鉴科举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进而对世界各国产生直接间接的影响。由于研究对象、研究文献、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具有国际性,决定了科举学会成为一门“学贯中西”的学问。科举学又是一门现实性很强的学问。尽管科举是“古董”和“文物”,然而考试却是活生生的存在。科举是历史上存在的考试制度,科举学是历史色彩极浓的一门专学,但它又不单单研究静止不动的科举历史,而且还关注动态发展的考试现实。由于科举的核心和实质是考试,且科举本身具有教育考试性质,加上清末主要是为了兴学堂而废科举,因而历来都有许多人从教育的角度来研究科举,而且教育学界的科举研究往往会联系现实考试改革进行展开论述。与甲骨学、敦煌学、红学等一般传统学术领域的专学最大不同点在于,一般专学的研究对象多是静止的,而科举学的研究对象——历史上的考试制度则是动态发展的,高考、公务员考试等“现代科举”作为科举的替身还在演变发展,科举时代形成的一些观念和做法对现实生活还有深刻的影响,因此科举学的现实性要明显强于大多数专学,是一门与现实社会密切相关的学问。

(二)科举考试并非脱离实际。科举是笔试,无论考什么内容,都不是考察实践能力。特别是八股文,是一种标准化的考试问题,与现实毫不相关,因此给人们留下了科举考试完全脱离实际的印象。其实,脱离实际的只是八股文,并不是整个科举考试脱离实际,即使是明清时期,策问从来都有与社会实际密切相关的内容。在1300年的中国科举史上,不管哪个朝代,策问与对策都是重要的考试题型。特别是时务策,主要是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内容。例如,道光十九年(1839年)刊刻的《时策精拟》所录时务策题为:“钦察臣工、名臣言行、票行淮盐、缉私祛弊、训练营伍、弥盗安良、江南水利、漕艘利弊、仓储源流、字典考辨、茶法榷取、洋钱交易”等,都是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内容,而道光二十年“恩科桂月”(18409月)刊刻的《新策琼林》,所录的时务策题则为:“七省海郡、江浙源流、外洋备考、舟师御敌、团练乡勇、火功制度、海道罗针、平海综要”八个方面,便反映了鸦片战争爆发后,当时国家面临海战、海防方面的重要问题和急需了解的知识。到科举制废止前夕,1902-1904年的乡会试中,第二场考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都是关于当时内政外交的重要问题,许多策问更是直接以西学为内容。

(三)科举制具有强大的政治功能,对古代国家治理、维护统治基础和社会秩序起了重要的作用,对中国官僚政治也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总体而言,进士出身者较为熟悉儒家统治理论和历代兴衰的经验,修齐治平、经邦济世的观念对他们有较深的影响,具有较好的政治素质,因而比常人更重名节和民族大义,关键时刻往往能挺身而出,报效国家。例如明朝末年,进士为国效忠死节者尤多。“明末殉难者,数千百人,进士出身者居多:如刘理顺、刘同升、管绍宁、史可法等,或全家殉难,或与城偕亡,皆忠烈可风。”在改朝换代之际,进士出身者比一般人更可能挺身而出,不惜选择杀身成仁以保全志节。这说明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人多数才学方面优秀,在大德方面也有值得称道之处。从隋唐到明清1300年间,大部分政治精英从科举选拔出来。那些经历十年寒窗苦读、积极投身科举竞争的士人,确实抱有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想法,或者是只为了高官厚禄,“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但不可否认,也有许多人是在“修身、齐家”之后,怀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抱负,想干出一番事业,才背井离乡、不畏旅途艰险,跋涉几个月去京城参加考试的。而且,许多进士出身者从政之后,也真正能管理好兵、刑、钱、谷,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四)科举教育的传统与变革。科举时代的教育可以称之为科举教育,科举教育是指以科举为重心的教育,即以考促学、以考促教的教育,也可以说是重视考试的教育,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考试领导下的教育或“应试教育”。科举教育长期实行所形成的一些传统,对今天的教育和考试还有不少影响。科举教育的传统主要表现在有教无类、及第争先,努力向学、重视读书,公平竞争、公正录取,片面应试、学优则仕等几个方面。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原因,也有其内在必然性与合理性。科举虽已停罢,但考试这种选才方式却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废止。西方借鉴科举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中国的高考和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在形式上皆与科举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而且继承了科举考试竞争、择优录用的平等原则。因此,了解古代科举制的教育性质及其长期存在的原因,吸取及经验和教训,对我们今天认识和改革统一高考制度很有意义。科举教育或者传统中国重视考试的教育,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深刻的历史教训,在二十一世纪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但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需要对之进行创造性的变革与转化。

(五)科举文学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科举与文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与隋唐至明清多数文学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几乎每位文学家的文集中都可以找到有关科举的内容,许多人将科举及第作为毕生的追求,具有浓得化不开的科第情结。对科名的向往、对科举的无奈和怨恨等情感往往充斥于文学作品之中,或者在作品的人物中寄托自己的期望、发泄自己的喜乐哀怒。无论是诗赋策论,还是戏曲小说,都有许多直接与科举相关的部分,古代科举文献中有很大比例属于科举文学。举例来说,隋唐以后的古代文论,尤其是明清文论,离不开科举因素,如明代文论中有大量文论与八股文相关。有学者认为,科举用书的出版是明代文学选本繁荣的原因之一,科举还影响到明代文学理论,突出表现在评点批评方面,而明代文学流派众多,也与科举风尚相互影响。因此,科举文学已成为科举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从文学视角研究科举与从科举角度研究文学,都会有新收获,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研究科举制度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了解,从科举学视角研究文学是一个宽广的领域,可以大大拓宽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度与厚度。反之,大量反映科举活动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个案人物的科举经历和体验的细节,有助于重构科举场景,还原科举实态,有助于加深对科举的认识,研究科举文学为全面深入地了解科举制提供具体而生动的历史图景,可以丰富科举学的内容,拓展科举学的空间。

(六)“策学”文献具有重要价值。“策学”之名最早出现于隋代,是一个比“科举学”出现得更早的古老的词语。经过唐宋元明清的发展,“策学”与中国科举史相始终,曾经盛行过一千三百年。“策学”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天文、地理、民族等各种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大事,以及经史典籍中的问题,实际上是包括自然、社会的百科知识。因此,试策类似于现代的综合考试,古代的“策学”就是准备应对经学、史学和百科知识考试的一门专学,是指备考科举中的策问而出现的专门之学。从科举文献中的一个种类“策学”,便可以看出科举文献的价值。“策学”文献包括为备考而编纂的“策学”著作、科场上实际命制的策问题和对策试卷原卷,以及刊刻的殿试策等策文范本等几个方面。大体而言,“策学”文献的价值包括:其一,对研究当时的科举制度尤其是其考试内容有直接的价值,作为科举时代一直存在的考试文体,历代科场中的策问与对策,对今天人们了解科举制提供了具体的材料。其二,从策问题目和对策内容往往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关注的重点、政治方向和文风的变迁。其三,可以为研究当时学术和文化提供一种特别的史料。清代大型的策学著作,例如《策学备纂》等实际上等于一部百科全书。有些策学著作除了为举子备考而用外,其编辑意图就还包括学术方面。一些大型“策学”著作本身同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也保存了一些珍贵的史料。“策学”文献是科举文献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是古代科举之学中史料价值最高的一类,其社会史、政治史、教育史和文学价值值得深入研究,但大部分“策学”著作从未有人去拨弄过,仍处于原生态,还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七)科举制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现在仍然可以明确科举制起源的主要标志就是进士科。在各种科举起源说中,除了始汉说和南北朝说以外,其他近十种说法都不得不采用进士科作为科举制起源的标志。至今无人否认也没有人能够否认制举是科举考试的一种重要形式,如果以创立制举作为科举制的起始,就没有理由不说科举制始于西汉。如果将“贡举”等同于“科举”,就必须承认科举制在汉隋之间早已存在。元代以后广泛使用“科举”的概念来指称隋唐以后的考试取士制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后来发展壮大、取代合并了所有其他科目的进士科始于隋炀帝。否认以设进士科为科举制起始的主要标志,基本上就等于否认科举制始隋说而主张始汉说。一反明清以来成千上万的人士和书籍早已约定俗成的说法,将造成“科举”概念的混乱。科举制的诸多特征是经历漫长的过程才逐渐形成的,但要定下一个起始年代,必有标志性的创制,而真正具有标志性意义且与历史上“科举”一词相符合的,只有隋炀帝创立进士科这一历史事件。将进士科具体创立时间逐渐缩小到大业元年,是在排除各种其他可能性之后得出的结果。穷原竟委,大业元年说已经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研究结论。因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说:科举制起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到清光绪三十一年废科举兴学堂,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存在了1300年之久。

(八)清代福建乡试对台湾士子有向心力作用。清政府为安抚孤悬海外的台湾士子,对参加福建乡试的台湾士子建立了诸多保障制度,特别是在乡会试的中举及第名额中特为台湾士子设立了保障名额。设立乡试保障名额和安全善后保障制度有力地推动了台湾文风繁盛和社会进步,但科举的巨大利益也不断地诱使清初越来越多的闽南人赴台冒籍应试,尤其到了雍正年间由于取消了对寄籍者的限制,规定凡在台湾有田有屋的外籍人均可参加科举考试,更是加剧了赴台冒籍的现象。冒籍应试虽挤占了部分台湾士子的生员和举人名额,但客观上加速了汉移民的本土化,促进了台湾的文化和社会进步,从而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凝聚力的加强。清代福建乡试对台湾士子乃至台湾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一是养成台湾士子崇尚科名的传统。二是促进了台湾士子家族气质的转型与乡籍观念的淡化。福建乡试是闽台文化关系的一个纽带,它对台湾士子起了重要的向心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一批祖籍福建的台湾望族实现了由早期移民向士绅阶层的转变。三是扩大了台湾士子闽台文化与交谊的影响。四是对台湾士子爱国统一思想的教化作用。清代参加过福建乡试的台湾士人普遍受到爱国思想的熏陶,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在外敌入侵之时同仇敌忾,奋勇抗击敌人,坚决维护国家统一。

三、成果与影响

本课题出版了标注课题名称的著作2部,发表标注课题名称的论文20余篇,其中CSSCI刊物论文19篇,成果可谓丰硕,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科举”含义与科举制的起始年份》一文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8年第6期转摘,《科举学的教育视角》一文被《新华文摘》200915期转摘,两篇文章可以说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另有《“策学”与科举学》等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教育学》转载。20108月以前出版的论文多数被引用过。

科举学研究的影响从一些学者的评价中可见一斑,例如有学者指出:“科举学这一新的学科领域获得了国内学术界的公认。”(眭依凡:《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成立三十周年有感》,《高等教育研究》2008年第4期。)“历经十多年的孕育、萌芽、破土、成长,今天她已经成为学术界一道伟岸的风景。‘科举学’已经被绝大多数学者所认同、接纳和欢迎,日渐成为当今时代的一门显学。”(陈长文:《简论“科举文献学”之研究》,《光明日报》20091012理论版)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研究院及城市学院荣休教授李弘祺说:“科举学作为一门学科领域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李弘祺:《中国科举制度:历史特征与现代功用》,《大学教育科学》2010年第3期。)

四、改进与完善

本研究在推动国人理性认识与评价科举制,在科举政治、科举教育、科举文学、科举文献、科举观念,以及科举学的理论建构等方面,均具有诸多的拓展与深入。不过,由于科举学研究横越历史时空、语言工具、国别区域,同时具有很强的挑战性,科举学的广博性、专门性、国际性,研究具有相当的难度,仍有诸多继续拓展与深入之处。在后续研究中,有必要对于科举文物、科举管理、科举政策、科举程序、科举军事(武举)、科举经济、科举心理、科举礼仪等进一步作专题研究。

无论科举制的是非功过如何,它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要素,或者说是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的重大存在。不管我们是否意识或是否承认,科举文化这种存在照样在起作用。充分认识并深入研究科举文化,在今天还有明显的现实意义。科举文化对于当今社会的影响,可以说集中在教育领域中。而科举学研究对于当今素质教育问题、高考改革问题、自学考试问题等问题认识与探讨具有格外有益的启示。因此,需要持续对科举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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