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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事权视域下的教材建设

 来源:《光明日报》2021年11月19日    发表时间:2021-11-22   阅读次数:160   作者:高校新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主任 米博华;研究员 王梓

   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材建设,将之作为“国家事权”加以统筹规划、精心安排、狠抓落实。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步交织,实现发展目标,需要培养各方面人才;成就伟大事业,需要加强理论武装;战胜敌对势力干扰渗透,需要打牢思想根基。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教育,离不开教材建设。

教材是国家主权的无形边界
  教育和教材集中反映国家发展需求、安全需求、利益需求,关系国家前途命运。把教材建设和监管作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重要防线,是各主权国家的惯例。
  建立对国家、民族和文化的认同感,教材作用不可忽视。我国疆域辽阔、文化多样,只有将爱国情怀与民族精神根植于人民心中,才能提升国家、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通过教育系统以及作为教育核心载体的教材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化国家和民族认同,充分调动人民投身国家建设、民族振兴的热情。也应看到,某些方面教育及教材的失守,会对国家稳定造成严重破坏。2019年我国香港地区爆发的“修例风波”,使经济和民生遭受重创,而长期以来香港教育忽视教材建设,导致青少年在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等方面存在偏误,容易在敌对势力煽动与蛊惑下迷失方向。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材不可缺席。当前,世界范围内思想交融交锋日趋激烈,在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复杂环境中,如果缺乏正确的教育和引导,后果堪忧。作为凝聚全社会价值共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承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相契合。我们党明确要求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提出价值观教育要从学校抓起。教材是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抓手。通过优质教材向青少年学生传递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是坚定青少年理想信念,增强其抵御错误思潮能力的重要途径,这有助于青少年将个人奋斗目标融入国家发展需求,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梦想,从而在广阔天地中大显身手、寻获人生价值。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守离不开教材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当前,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美西方国家对我封锁遏制愈加猖獗。面对挑战,青年人应始终明确为谁奋斗、如何奋斗的根本问题,教材也应明确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通过教育及教材建设,增强青年一代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使他们不迷失于徘徊歧路,不畏惧于坎坷征途,做到心中有梦,脚下有路,未来有方向。
教材管理是国家治理重要组成部分
  教材管理绝不仅仅是教育系统自身议题,而是国家治理体系关键组成部分。拉好教材“主权防线”,离不开完善的教材管理制度和有效的制度执行能力。
  教材管理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国家大都将建设和完善教材管理制度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抓手。早在19世纪末,美国各州就以立法形式规定了教材审查及选用程序;德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也依据治理传统与现实需求,建立了系统且细化的教材管理机制。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就明确提出,教科书对国计民生影响巨大,必须坚持国家经营管理,并为此成立人民教育出版社,调集全国优秀人才统一编写和出版中小学教材。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时代需求、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教材编写及选用具体工作有所调整和改进,但国家作为教材建设唯一主体的地位始终是明确的,党管教材的政策始终没有改变。实践证明,教材建设只有由国家作出战略规划与顶层设计,构建管理制度和规范各种行为,方能在国家发展总体战略下明确自身定位、发挥应有功能。
  增强教材管理能力是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基础。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竞争日益重视包括政治价值观、社会教育水平在内的“软实力”。教材管理能力影响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水平,也体现一个国家的综合治理水平和综合国力。确立教材管理制度,好比搭建“骨骼”;只有不断提升教材管理能力,才能丰满“血肉”,推动教育事业良性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起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相契合的教材管理制度体系,但教材管理能力水平与发展需求之间仍存在较大距离。例如,中小学教材管理不够“细”,职业院校教材管理比较“松”,高校教材管理比较“弱”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站在国家事权高度,把教材管理能力作为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措并举促进管理效能提升。2017年,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指导和统筹全国教材工作;2020年,国家教材委员会印发出台《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当前,我国建立起以国家教材委员会为领导机构,以教育部为主要管理部门,以课程教材研究所为全国性研究平台,以各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为实体机构的较完整的教材建设工作体系,以管理推动研究,以研究促进管理。这一系列重要举措,对于增强教材管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教材建设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教材是集意识形态逻辑、知识逻辑与教育逻辑为一体的内容载体。从国家事权高度定位和考量教材建设,应处理好以下几方面关系。
  意识形态与科学知识的关系。教材作为某一学科领域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集中呈现,自然应当发挥“知识地图”功用。但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价值无涉的纯粹知识;知识本身带有价值关切,知识的选取与应用存在价值立场。尤其是教材这一特殊知识载体。教材编写必须把握好意识形态导向与学科知识呈现的关系,即知识的选取、组织与呈现以体现国家意志为前提。当然,强调教材的意识形态属性,并不是要把教材编成简单的口号宣传,而要以科学的学理分析实现知识传输,以深刻的思想理论说明道理,用真理的力量引导学生。处理好这一问题,需要教材编写者不断提升自身理论素养,提升知识转化与融合能力,使我们的教材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经得起“为什么”的知识追问。
  本土教材与外译教材的关系。长期以来,西方科学知识体系掌握世界话语权,我国在建设和发展现代教育制度过程中自然会受到影响。然而,外译教材在意识形态逻辑方面基于西方话语生成,若缺乏严格筛选把关,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处理好本土教材与外译教材关系,要以意识形态逻辑作为知识逻辑及教育逻辑的前提。即是否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国家意志和制度体系、符合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要求等,应当是选用本土及外译教材的基本准绳。具体而言,一方面,以开放心态借鉴吸收外译教材中的有益知识,在知识交流与碰撞中推动本土教材升级优化,实现知识创新;另一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具体实践的知识宝库中总结、提炼、创新发展本土教材,充分实现和发挥本土教材的独特优势。
  政府统筹与发挥市场活力的关系。一方面,教材不同于一般图书,也不是一般意义的商品,因此教材编写和发行不可能完全交给市场。坚持国家是统筹教材建设的唯一主体,不能有任何含糊。另一方面,推进教材建设必须激发和调动市场活力。层级丰富、门类多元是现代教育的显著特点,教材编写也相应表现出适应培养目标及知识需求之别而生的丰富性。创新教材编写及出版激励机制,最大限度调动优质资源,需要形成良性市场竞争机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材出版市场有序开放,积累了丰富经验。何为良性竞争?如何激发活力?重要一条就是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力争使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统一。这既是我国教材建设面临的迫切课题,也是我国教材管理制度水平与管理能力提升面临的重要考验,对我国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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