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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06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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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教育史料整理与研究

 来源: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发表时间:2019-10-31   阅读次数:675   作者:栗洪武

    陕西师范大学栗洪武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陕甘宁边区教育史料整理与研究”(课题批准号:BOA150031),本课题的主要成员:王斌、徐静、张晓晴、赵艳、李妍、马文珠、王丽华、樊红蕾、谢军、卜学海等。
    一、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内容
    本项目资料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是北京、西安、延安等地图书馆馆藏的已出版的陕甘宁边区各种文献资料中有关教育问题的史料;二是《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边区教育通讯》等报刊上发表的社论、论文和消息报道;三是陕西师范大学陕甘宁边区教育研究中心的前身——陕甘宁边区教育研究室几十年来收集和整理的有关边区教育史料,内容包括文献资料和口述史料;四是陕西省档案馆保存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档案,这部分是新挖掘的资料,包括边区教育厅公函文件以及各分区、县区乡的教育活动记述,内容丰富翔
实,是十分珍贵的一手史料。
    特别是近年来我们发现,在陕西省档案馆和中央档案馆保存有案卷序号近1300号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档案(全宗号10),从边区教育厅的方针政策、计划总结以及公函书信等,到直属县市、各分区、县区乡的计划总结、工作汇报和调研报告等,大部分是以蜡板刻印和手工誊写方式呈现的文献;时间跨度从1937年初至1950年1月,每个案卷编辑了5—10个不等的文献资料,字数多达1200多万字。如此大量的档案文献资料,大部分还没有整理面世过。为此,我们课题组费时三年时间,先后有近40名教师和研究生参加这项工作,手工抄录出约800多万字的档案资料,还有部分资料因为管理体制的关系没有抄录完毕。
    (二)研究方法
    本项目组成员在从各地图书案和档案馆搜集和整理史料的过程中,主要采用这样几种研究方法:一是文献研究法。我们先将课题组主要成员组成一个普查组,对北京、西安、延安等地的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和研究所等单位的文献资料进行了全面普查,复印和抄写了有用资料的目录。二是访谈法。走访了几位仍健在的原边区教育家和边区教育研究专家,倾听他们关于边区教育的亲身经历以及对本课题研究的意见,了解他们所掌握的边区教育史料情况。三是历史研究法。在收集到的档案文献资料中,有些史料的作者、时间、内容和出处等不详,我们采用校勘、考证、补充等历史研究法做了必要的注释和说明。
    二、研究价值及其意义
    陕甘宁边区教育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教育实践中创造的特色鲜明、效果显著、影响深远的教育形态,后人之所以能够详细地了解和认识这一教育实践活动的历史、作用和意义,并开展相关问题的专题研究,就是由于有陕甘宁边区教育史料得以完整保存和传世,特别是边区政府教育厅档案的存世;而收集和整理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料,是历史学研究的一项基础工程,更是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作为老一代革命家、边区教育家李绵的助手,协助李老做陕甘宁边区教育史研究工作,听到他讲到一个真实故事:1947年3月,国民党的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前夕,他所在的延安行知中学(1946年9月为了纪念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延安中学易名为行知中学)开展战时教育,要求将能携带的档案文件必须都带走,无法带走的图书资料则埋藏起来。当时,行知中学有一些图书资料和物品等,只好埋藏在学校附近山隘间的土窑洞里。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初,他与其他同志来到延安寻找这部分资料,结果那些土窑洞已不复存在,原来储藏的资料也早已丢失了,感到十分惋惜!这次搜集和整理边区教育史料期间,当我发现陕西省档案馆保存有近1300卷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档案时,立即联想到李老讲给我听的他们在延安埋藏图书资料的故事,这让我既认识到老一代共产党人对档案资料价值与意义的珍惜和重视,又意识到当年的机关干部转战陕北期间在敌军炮火硝烟下携带这些珍贵文献的艰难和不易。这背后真正的动力,是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作为自己奋斗的初心和目标,把一切工作也包括教育工作都当作一项事业来做,不仅使其有历史的延续和发展,而且使其有档案文献的记载和保存,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啊!
    为此,我们作为一位教育史研究的学者有责任、有义务对陕甘宁边区教育史料进行全面整理和研究,利用现代先进技术手段对其进行信息化处理,以便更好地保存与传播这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加深后人对党中央和边区政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形态的认识,这既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研究结论与观点
    (一)研究结论
    政府部门的档案文献或历史资料,是对某个时间段行政机关工作情况和实践活动最真实客观地记述和反映。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档案是对1937年初至1950年1月边区教育厅教育行政工作的真实记录,也是对陕甘宁边区教育实践的全面再现。尤其从“七·七事变”之后,为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全面抗战、全民族抗战”统一战线方针,陕甘宁边区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的全面抗战教育方针政策,并建立起一个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全面抗战教育体系,通过开展各级各类教育活动培养多方面的人才,为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奠定了中流砥柱的干部队伍与人民群众的社会基础。
    从档案资料中可以看出,陕甘宁边区全面抗战的教育体系包括干部教育和国民教育两大类型。其中,干部教育又分为高等干部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干部学校教育按培养任务划分,有四种类型:抗大式、延大式、党群式和专门学院式。抗大式学校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为代表,包括八路军医科大学、八路军军政学院与军事学院等。这类学校的招生对象主要是具有较丰富实际战斗经验的军队干部和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知识青年,其办学目的是为抗日战争培养政治立场坚定、生活作风朴素,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和战略素养的高中级军事人才。这类学校的办学特点是:以短期训练为主,如抗大每期的学习时间一般为4—6个月,最长不超过8个月;课程设置紧贴抗战实际,中国革命运动史、政治常识、游击战术、夜间作战、单个教练、地形学、建城学等军事政治课程占全部课程比重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教学方式灵活,课堂教学与野外操课相结合,军事训练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集体研究与互助学习相结合。延大式学校以延安大学和陕北公学为典型。这类学校的招生对象主要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其办学目的是培养为抗日战争和边区建设服务的高中级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专门人才。办学特点是:学制灵活,既有学习3—4个月的普通班,又有学习1—2年的高级班;课程内容联系实际,既有适合抗战需要的马列主义政治课和军事教育课,又有满足边区建设需求的民众运动课与政府工作课;教学方法除了课堂讲授,还经常邀请党中央领导来校作报告,并组织学员参加边区选举运动、民众运动和政权建设工作。党群式学校以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与中央研究院、中国女子大学、延安民族学院为代表,主要培养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为抗日战争做党群工作与民族工作的党政干部、妇女干部和民族干部。这类学校的招生对象主要是在陕甘宁边区或其他抗日根据地做过实际工作的具有较高知识水平与政治素养的干部骨干和优秀知识青年;其办学特点是:注重马列主义理论教育,通过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提高学员做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党务工作、群众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能力。专门学院式学校以鲁迅艺术学院为代表,包括自然科学院、行政学院、西北医药专门学院、新文字干部学院等。这类学校主要是为抗日战争培养艺术、科技、行政、医卫、新文字教育等专业人才;其办学特点是:专业设置与课程内容突出实用性和技能性,教学上注重课堂教学和社会实习相结合。如鲁迅艺术学院在教学方式上实行的是“三、三、三”制,即学员先在学校学习3个月的理论知识,之后被分派到抗日前线实习3个月,然后回到学校根据实习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再学习3个月。
    在职干部教育是陕甘宁边区各类教育中最具特色的教育,也是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最为重视的教育类型。在职干部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为抗日战争培养大批有胆识、能作为的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通过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方式提高各级各类在职干部的知识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其教育内容,主要是与各级各类在职干部具体职务相关的业务课程,以及与各部门业务密切联系的政策、法令、指示、决定、历史和文化知识等,同时开展相关的科研活动和调查研究;其学习制度包括组织领导制度、分类编组制度、每日两小时学习制度、讲授辅导制度、定期测验制度;其学习方法主要是自学为主,集体学习为辅,短期训练和定期培训并重,坚持在工作和战争中学习。即使在解放战争时期,政府机关、部队、学校等在转战陕北和行军打仗间隙,在职干部学习仍不间断。
    陕甘宁边区国民教育也包括两种类型,即中小学教育、幼儿教育和社会教育。陕甘宁边区中小学校以鲁迅师范学校、边区师范学校、关中师范学校、边区中学、米脂中学、杨家湾小学、沟门村小学为代表,这些学校的招生对象主要是边区的青少年;同时,师范和中学还承担着教育在职的区乡干部的任务。其教育宗旨是:依照全面抗战教育的方针政策,提高边区青少年的民族意识和抗日觉悟,通过适当地指导和训练,给予他们抗战救国所必需的知识技能,使他们成长为能够领导广大群众的抗战骨干。这类教育的基本特点是:普及免费的义务教育,课本由学校供给,不收学杂费,对于家境贫困的学生,给予特殊的津贴补助,或提供衣被等日用品;学校师生还利用课余时间开展生产劳动,修建校舍,开荒种地,自给自足;课程设置,力求精简,为适应抗日战争的迫切需求,取消一批不合战时的课程,新增防空、防毒、反奸等新课程,以求学生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习得抗战急需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教学方法,提倡启发诱导,民主教学,集体学习,自由讨论;课外生活丰富,各学校根据抗战需要和边区实际,组织学生举行文艺演出、歌咏比赛,办板报,写标语,开展多种抗日宣传活动,还配合自卫军,查路条、抓敌特、抓烟鬼等。
    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的对象主要是不能脱离生产劳动的广大民众,包括没有入学的青少年和成人;其教育目的是通过经常性地、有组织地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扫除文盲和半文盲,提高边区民众的民族意识、知识水平和抗战技能,动员广大群众踊跃地投身到抗日救国的伟大运动中去,以增强抗战救国的社会力量。边区社会教育的办学特点:一是组织形式多样,通过识字组、冬学、夜校、雨校、半日班、民众教育馆、图书馆、墙报和黑板报等社会教育形式相互配合,最大限度地把群众组织到社会教育运动中来;二是教学方式灵活,从边区生产和生活实际情况出发,分别采用课堂教、家庭教、地头教、作坊教、集中教、分散教、教师教、小先生教、相互教等多种多样的教学方式;三是教育内容与边区实际和抗战需要紧密结合,以时事政治教育为主,用报纸、战讯、政府相关文件作为教材,授以生产节约、拥军优属、争取俘虏、自卫防奸、坚壁清野、救护防毒、担架运输等对敌作战的知识技能;四是重视扫盲教育和文化补习教育,特别是开展拉丁化新文字扫盲教育实验,为建国后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经验。
    概括陕甘宁边区教育体系中所包括的干部教育和国民教育两大类型的教育特点主要有:(一)改变教育的旧制度和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与新课程;(二)普及免费的中小学教育,推广多种形式的社会教育;(三)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四)政府办学与民众办学相结合;(五)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六)课堂教学与军事训练相结合,教育为战时服务;(七)集体学习与自主学习相结合,培养学生的自治精神。
    依据边区教育史料所记述和再现的陕甘宁边区教育体系及其教育类型、教育活动、教育内容和教育特点等,我们提炼概括出本课题主体研究成果为《陕甘宁边区教育史料通览》系列丛书,共11卷18册,约1200万字。各卷题目名称和编排方式与边区实际教育类型和教育内容相契合,分别确定为:卷一《教育理论与政策》(共1冊),按教育理论与教育政策两个部分编排;卷二《教育计划与总结》(共1冊),按边区教育厅、边区政府直属市县和所辖分区行政区划的文件资料三个部分编排;卷三《在职干部教育》(共1冊),按理论与政策、内容与方法和经验与总结三个部分编排;卷四《高等教育》(分3册),按各高等学校的发展历史及其时间沿革编排,并附录相关数据统计表;卷五《中等教育》(分3册),按中等教育概述、中等学校教学法、普通中学教育、师范学校教育、职业学校教育和学校变医院五部分编排;卷六《小学教育》(分2册),按政策与规程、计划与总结、思品教育、教育与教学、教师发展和学校歌曲附录六部分编排;卷七《幼儿教育》(共1册),按保育工作方针政策、保育院和托儿所概况、儿童保育措施和方法、相关数据统计四个部分编排;卷八《社会教育》(分2册),按政策与措施、社教与冬学、活动与总结三部分编排;卷九《新文字教育》(共1册),按新文字教育政策、新文字教育史实、新文字干部学校、新文字冬学辅导团、新文字报社和往事回忆六部分编排;卷十《历史记忆》(分2册),按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小学教育、幼儿教育、社会教育、人物追忆六部分编排;同时还编辑了一本《目录索引》,包括卷首心语和编辑说明等,列为首卷,为方便读者对《通览》各卷册的查阅和使用。
    另外,在每卷史料最前面由主编运用编辑学原理,撰写了一篇本卷史料研究概述,对该卷史料的来源渠道、内容体系、史料特点、编辑原则、经验和教训等做了介绍与讨论,是对本卷史料的一个研究性概述,也为读者使用或研究相关史料提供了一个指南。如果把每一卷的史料研究概述汇集起来,将是对《陕甘宁边区教育史料通览》丛书全部史料所做的一个全面而系统的梳理,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陕甘宁边区教育发展的完整历史。
    (二)部分研究观点
    在搜集和整理史料的过程中,课题组成员还利用最新资料开展专题研究,撰写了“服务于全面抗战的陕甘宁教育”、“陕甘宁边区新文字扫盲教育实验与《汉语拼音方案》制定”、“延安时期现代大学制度的形成及其特征”、“延安时期以延安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等研究论文,先后在《教育研究》和《高等教育研究》等杂志上发表,阐述了边区教育研究的部分观点。
  “服务于全面抗战的陕甘宁教育”一文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的所在地陕甘宁边区,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制定了服务于全面抗战的一系列教育方针政策,并以此为指导建立起一个适应和满足抗日战争与边区建设实际的全面抗战教育体系。这一教育体系以干部教育为中心,配合与服务全面抗战需要,培养了约百万的政治、军事、党务、民运、医护、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高素质人才,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中流砥柱的干部队伍基础。
    “陕甘宁边区新文字扫盲教育实验与《汉语拼音方案》制定”一文指出:拉丁化新文字是中国文字改革继国语罗马字之后的一个新成果,它的创始者是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林伯渠、徐特立和吴玉章等人。自1931年新文字方案正式问世以来,这些共产党人就首先着眼于把它作为工农大众扫盲和普及教育的工具付诸实践,而徐特立、吴玉章主持的陕甘宁边区新文字扫盲教育,就是这种实践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效果最好的实验活动;从1936年初至1943年春先后两次、历时六年、在全边区范围开展试用新文字扫盲,并用新文字教学汉字的教育实验,既丰富了边区新民主主义教育特别是社会教育的新内容,又是一次很有意义的文字改革试验,积累了中国文字改革若干可贵的经验与教训,尤其为1958年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延安时期现代大学制度的形成及其特征”一文强调: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创建陕甘宁边区高等教育体系,先后将八所院校调整合并为一所综合性正规性的延安大学,从而凸显出现代大学制度的主要特征有:实行校长负责制的校院系三级管理,创建民主管理的“会议制度”和“报告制度”,发挥党组织在学校的监督保证作用,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坚持大学自主管理与学术自由,推行“产学研三位一体”的教育教学制度,加强大学规划和规程建设等,基本建成了现代大学制度;同时,也积累了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许多宝贵经验,对当前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延安时期以延安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制度构建”一文总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创办延安大学,三次调整延大建制,建立以校长负责制为主导的校院系三级管理体制,实行会议制度和报告制度,加强新型的教育教学制度建设,改革不切实际的专业与课程,提倡思想活泼和学术自由,将教员主动教与学员自主学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学生组织在大学中的作用,形成了自主和自由的教育文化氛围,初步构建起现代大学制度,积累了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许多宝贵经验和理论成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建现代大学制度树立了一种实践范式,也为当前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提供了重要的镜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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